视频 | 2019年创业路线图,都在这场“硬科技派”对话里
趋势 视频 | 2019年创业路线图,都在这场“硬科技派”对话里 趋势 | 2018-08-29 09:19 视频 | 2019年创业路线图,都在这场“硬科技派”对话里 盒饭财经

旧大陆在下沉,新大陆在崛起,你将站在哪个板块?


2018年对创业者与投资人而言,都是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


你会看到共享经济降温,也会看到区块链的疯狂;你会看到独角兽上市潮,也会看到IPO前夕大撤退;你会看到直播短视频大洗牌,也会看到新零售两强对峙;你会看到钱荒、资本荒,也会看到钱迅速向头部集中。


旧大陆在下沉,新大陆在崛起,你将站在哪个板块?


盒饭财经特别邀请两位投资界大咖,进行了一场圆桌对话。


他们是联想创投集团总裁、管理合伙人贺志强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他们两位都曾参与多家独角兽公司的投资,如美团网、VIPKID、兆易创新、华大基因、寒武纪、蔚来汽车、摩拜单车等,他们也都是技术派出身, 贺志强1986 年就加入联想集团,担任集团首席技术官和联想研究院院长十五年之久。邓锋在转型投资之前,曾于1997年发起创立了网屏技术公司(NetScreen),该公司于2001年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于2004年被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以42亿美元收购。更巧的是,他们两人有近二十年的友谊。


在这两位“硬科技派”投资人眼中,创业者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时空坐标系?


口述/贺志强 邓锋 何伊凡

整编/盒饭君

来源/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核心观点如下

科技创业者往往成功概率较低,不是说他的技术不行,而是要看他能否进化成一个企业家。


技术思维的创业者具备共情力很重要,共情力是你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你能不能做很好的倾听者,你能不能去说服别人,能不能做判断,能不能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观察、改变自己。


早期投资怎么判断创业者行不行?特简单,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要在一起超过足够多时间,就是这么简单。


人工智能现在有非常多的泡沫,所谓泡沫,并不是说这东西没有价值,而是价格跟价值差的很远。


看早期的公司,投资是看公司长板有多长,看中后期的公司,投资是看公司短板有多短。


要投资能产生“共振现象”的创业者,就是他所做的事儿与他的个人能力匹配度非常好,共振起来达到十倍效果,对手就无法与他竞争了。


逆境的时候,投资人怎么帮企业,其实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不是给他指条明路,而是企业家那时候很孤独,你陪着他,听他的倾诉,他能有个地方拍你肩膀,或者与你抱头痛哭,与他喝顿酒,对他是最大释放,这样第二天,他能起来继续走下去。


从2016年开始,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流量的枯竭。大家讲互联网投资上半场下半场,本质上是在讲流量变现的机会在变少。


做投资本质上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投资人和创业者都要像飞行员一样有一个checklist,这是一个校正机制,帮助你来改正缺点。


不能用关系来指导原则,而应该用原则来指导关系。



以下为部分对话精选


何伊凡:今天我们交流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叫“硬科技派”投资人眼中的新大陆与新机会,科技这个词大家很容易理解,两位嘉宾本身就是技术派出身,那么所谓的“硬科技派”和投资人联系起来,应该怎么理解?投资人当中的硬派科技投资人,指的是什么?


邓锋:我的理解是(被投公司)真的是靠科技来做企业,这里不是说硬件和软件的区别。


首先,我觉得“硬科技”,不是打着科技的旗号,却做着和科技关系不大、主要是商业模式类的创新创业。而是指技术壁垒很高,进入门槛很高,某种程度上,需要创业者在行业里经营了很多年才能出来创业。


其次,天花板也需要很高,主要覆盖在如人工智能、医药医疗等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和行业,同时,科技在企业的无形资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贺志强:这个问题上,我和邓总答案类似,我补充一点,“硬科技”的公司无论是人员的比例,还是护城河,可能更多是以技术为核心、为基础来构建一家公司。


何伊凡:在两位投资过程当中,从技术角度来看,具有哪些特征的创业者更容易受到两位的青睐?


贺志强:其实科技创业者最后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觉得可能有一半都会做不成。不是说科技不行,而是说一个以科学家为主的创业团体,它怎么进化成一个企业家团队,团队的科技成分和企业家成分,变成一个合伙人的精神。


有进化能力是最重要的,就怕一根筋的科技创业者。我跟很多科研人员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柳传志聪明不聪明?你聪明不聪明?大家都挺聪明,但柳传志研究人和管理研究了20年,你研究科技研究了15年,但你一创业就觉得跟柳传志一样懂管理,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们在投资过程中,看到那些真正有进化能力的科技创业团队,要不然是科学家很有胸怀,引入了企业家精神的人作为合伙人,要不然就是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演变成了企业家,而另外一个具有科学家精神,这样的创业者我们特别喜欢。


邓锋:搞科技的创业家,最好长得不像科技人员。“长得”不是说外貌,是说很多方面的特点不能太像科技人员,思维要开阔一些,不能一根筋走到底。


还有两点,一个是要有商业思维,对于想做科技企业的科学家,这点就更重要。商业思维就是对于市场、产品、客户的敏感度,就是你要能知道你的客户是谁?他的痛点在哪儿?


现实中,科学家常常会说,我有一个技术,想做三个产品,卖到九个市场。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看到的先是一个市场,后面有三个产品,对应九个技术,换句话说,市场上一组客户,你卖给他不同的产品,背后对应一堆的技术更容易成功,这是商业思维,就是客户思维、市场思维和产品思维的角度(看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情商。我们经常说做小公司靠智商,做大公司越来越靠情商。小公司管的是事儿,大公司管的是人。一个好的企业家,并不是技术多牛,而是作为组织的领导人,他的思路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一个产品层面,更多的是看人,这就要靠情商。所以我认为科技工作者创业,我们要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要更多地从这些非科技的角度去看。


何伊凡:我们看到有一些科技创业者,现在公司做的也很好,相对于纯企业家来说他的优势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大疆的汪滔、华大基因的汪建,他们身上有没有大家所没有觉察到的企业家的情商或人事处理的优势呢?


邓锋: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人开始时是什么样子的,就断定他一定会这样下去。我认为有很多科技企业家,都是从科技人员背景出来,然后逐渐把这些方面的能力提升转换,举个例子,像英特尔的创始人是科学家,你如果跟他谈话,会发现他拥有商业和全局的思维。


因为我自己在英特尔工作过,我很清楚安迪•格鲁夫的思路,他虽然是搞科学出身的,但他确实是(有商业思维),所以我想强调,人是可以变化的,一个人的魅力是可以去培训的。


比如说我们更看重一个人的悟性,举个例子:微软现在特别强调共情力,共情力表现在你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你能不能做很好的倾听者,你能不能去说服别人,能不能做短期判断,能不能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观察,去改变自己。如果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特质的话,你会发现他可以从一个只懂得技术的人,转化到具备更全面能力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在投早期项目的时候,要做一个很难的判断,就是怎么判断一个人的特质?如果他有这些特质,即使经验不足,如果给他一定的时间多撞几回墙,他可能慢慢地就领悟到了并有意识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何伊凡: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共情力实际比较难,它不像一些硬指标比较容易看到。贺总怎么样判断一个技术派的人在共情力方面的这种优势?


贺志强:首先,我觉得大疆的汪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他有特点,不然他的公司做不了那么大。他只不过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在社交上,他需要团队来弥补,汪滔选择他那样一种方式,但其实一点都不影响大疆整个品牌的推广。一个企业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把时间花在哪儿,他的团队怎么配置来完成整个企业和社会的沟通。


何伊凡:他只是个人不愿意站在聚光灯下,汪建也是这样。


贺志强:对,他就是这么配置的团队,但他的沟通模式照样引起你的注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投资寒武纪科技。我们在投院校出来的项目,就一个标准:是不是世界顶尖科技。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完美,尤其我们又是早期投资,我就说咱先投世界顶尖科技,人行不行放在第二位。


但寒武纪不太一样,我们发现寒武纪的时候它就比较贵,我们就想,这兄弟到底行不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最重要的一个判断,看一个人是不是书呆子,就是看他有没有那个情商能够学到企业管理,能够把团队带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那群兄弟聊,包括我们HR的人和其他人。所以怎么判断呢?特简单,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要在一起超过足够多时间。


邓锋:我听贺总说的两点,第一个是说反正你企业家不行,我再找别的职业经理人,只要团队里有这个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因为在中国创业和在美国创业不一样,美国你看谷歌、Facebook,都可以找到职业经理人,但中国你很难找到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在中国,作为一个创始人,学习能力变成CEO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你可以找人来补充你某一方面的能力,但是你必须得什么都学,财务你也得学,管理你也得学,你是技术人员,但对资本市场也要有了解,政府关系你也得做,如果都交给别人的话,在中国至少在公司成长早期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点,虽然我是做科技投资,其实在做早期投资的时候一个是看大方向,一个是看人,他是不是全世界最牛的人?因为科技迭代速度非常快,可能某一代是顶尖的(技术),下一代就换了,再下一代又换。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牛人呢?就是他不仅自己牛,他还知道其他技术在未来三年之内进展多少,会不会超越,他要有一定的视野,知道他的技术到底领先多少。如果一个人跟我说他的技术领先4、5年,我基本不信,如果他说领先12个月,或者领先6个月,我反倒相信。


北极光到现在为止没有投一个人脸识别为主的公司。有人问,这些公司估值都这么高了,你为什么不投?从赚钱角度来讲,我们当时早期投进的话,现在肯定赚钱走了,但我个人的想法是,在人工智能里有非常多的泡沫,所谓泡沫,并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它的价格跟价值差的很远,人脸识别其实进入壁垒比较低,在一段时间内公司估值跳得很高,但是最后怎么变现?在变现上发现这又是一个强关系的to B的市场,拼的是其它非科技的方面。


人工智能有一个问题,今天看像NLP这些,难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谁也没有做的特牛,容易的地方像深度学习,可以做人脸识别、图像识别,大家都差不多,壁垒没那么高,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泡沫。


贺志强:对,其实刚才邓总说,他投科技也是先看人。其实我们自己做过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在早期天使轮、AB轮和后面其实看的东西不一样,天使轮有两种选择。徐小平老师特简单——我就看人,你行我投你。但是我的意思是,筛子的眼一开始不能太细,我只能选一条的时候,就先用科技把它筛过来。


何伊凡:对,那么AI有泡沫,您怎么看?


贺志强:泡沫太大了。我们坚定地相信,从物联网到边缘计算、云、大数据、人工智能,会改变所有的行业,而且改变会很大,但是现在泡沫太大。


何伊凡:就像啤酒一样,有泡沫的啤酒才好喝。其实刚才您说长板和短板的问题,我上周和瓜子二手车的杨浩涌有一个交流,他说他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创始人可以没有特别明显的长板,但是你一定不能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否则短板一直会像鞭子一样抽着你。


邓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其实我们看早期的公司,投资是看公司的长板有多长,看中后期的公司,投资是看公司短板有多短,就是公司早期一定要有特长的长板,到中后期不能有太短的短板,人也是一样。


早期公司中你想找一个完美的人是很难的,刚刚我说他要经历过,特别是他要撞墙,你可以跟他说前面是堵墙,你要绕过去,但绕过这堵墙,他还会撞下一堵墙,他必须得撞几次墙,但最关键是看他撞墙之后,能够学到多少,从他自己的失败和别人的失败当中学得多快,最后他的短板能够越来越少,或者没那么短。公司越往后发展,这一点越重要,所以我们要动态的来看企业家。


但确实有一点很难判断,就是他有没有这种素质,你要仔细研究这些人,发现人的很多共性是一样的。当然最终不是光他自己的履历,还要从别的朋友那里(了解),找到认识他也能跟我说真话的人,然后就更容易做出相对更准确的判断。


何伊凡:请两位列出来三个细节,就是你判断他可以投,或者说不可以投的三个技术以外的细节。我先举一个我最近听好未来张邦鑫给我说的一个例子,张邦鑫自己从来不发朋友圈,但是每天都要看他投的人的朋友圈。他如果看这个人,他有两点不投,就是转发别人的各种文章,转发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说,证明这个人没有深度思考能力,第二,如果这个人发的朋友圈,每天都是风花雪月,证明这个人不爱工作。这样的人他绝对不投。


贺志强:我讲一个最近的事儿,我们非常艰苦地做了一个决定,最后投了;但是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做安全芯片的,所有的人跟他交流都是觉得他特别的“独”,整个企业也是他完全控制,也没有一个能够跟他平等对话的合伙人。反正就一个人基本上把这件事全扛了,下边就是跟他干活的人,但是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合伙人。当时我们非常犹豫,因为从HR到我自己,到我们投资总监,所有的判断回来都是一样的结果:“独”。但是后来为什么投他了?因为我们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特别适合。


最近我一直在琢磨,我们到底应该投什么样的人?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其实人坐到桌上,大家都差不多的,凭什么有的人做一件事情就做得特别牛?一般人如果做差不多的事情,可能相差个5%、10%。但你会发现,有的企业家做某些事情是几倍、十倍的差别,后来我觉得这是科学上的一个共振现象,他做的事儿和他这个人的能力匹配得非常好,振动起来就是十倍,别人没办法跟他去竞争。


所以我们觉得做安全芯片的这个人适合做这个事,跟他的能力共振比较强,最终就投了。


邓锋:如果按照张邦鑫那个方法,我肯定拿不到他的投资,我从来不发朋友圈,因为太忙了,哪有时间发朋友圈,所以说对我来说是反着的——谁朋友圈发太多,我觉得就不能投了。


其实这个问题有两点,一个是什么样的特质不能投,一个是你怎么判断这种特质。我觉得自私的人绝对不能投,自私其实也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判断的,比如吃独食,就是一种自私,独断可能是另一回事。


什么人能投?


第一,他要有超越财务回报的理想,这个事他喜欢,他要做一辈子,说有什么民族情怀、国家情怀都可以,但你一定要有超越财务回报的理想。


第二,他要有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越来越大,开始是对家人,后来对员工,再到对投资人,对他的客户等等,最后对整个社会(负责任)。


第三,他要有胸怀,胸怀其实是一个企业能做多大走多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不能把成功让给他的下属,自己担责任,忍受别人对他的误会甚至污蔑,这是对企业家很关键的判断因素。


我认为这些第一你不能只见一面聊,要长时间相处才能够判断。第二,我们尽量站在观察角度,不要干预。比如说员工离职,我要想办法找这个离职员工的高管聊,他当时为什么离职,离职员工如果有抱怨,也不能全听,但有可取的地方,可以增加我们判断的可信度,这些都要看更全面的反应。


何伊凡:按照您刚刚说这个标准,基本上这应该是一个人格上至少没有明显缺陷的人,这是一个可以投的标准。


邓锋:对,后来我想想,这跟女孩子找男朋友也差不多,我总说,找男朋友找要三心,进取心、责任心、爱心,其实跟刚才说的都是一体的。


何伊凡:但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在中国,创业的竞争环境有时候会比较恶劣,在同一条赛道上同时跑了很多辆车,我前两天也听人说,在中国创业,你就不能够在黑乌鸦中找出一只孔雀来,可能活不长,最好的方法是在黑乌鸦里找白乌鸦,这个说法有点极端,就是说近似于道德上的完美主义。有时候就往往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遇到的坎反而会更多一点,你们两位认同这种说法吗?


贺志强:我不认同,我是被联想(文化)教育大的,我觉得不论创什么业,就两条,第一条,团队应该是一个诚信正直的团队。比如京东至少刘强东说要保证卖正品,我认为这是正道。


第二条,我们还是应该寻找那些真正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而不是其他像这种空气币什么的(绝对不行),我坚信最终能够赢的,应该是这些走正道的,给整个社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带来巨大提升的创业者。


邓锋:我觉得(黑乌鸦)这个观点太极端,你也没法区别。实际上今天你对创业者的宽容,将来这些东西就都反映到你身上来了,就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也不敢投那些道德上有大问题的人。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公司有的合伙人过来说,我不能投游戏,小孩的教育怎么办?投了游戏,他天天沉浸在游戏怎么办?但同时也要看到,三四线城市青年,你不给他游戏玩,他去犯罪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像拼多多,它满足了很多家境不是很好、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家庭需求,可以用更低的价钱买到一些东西,但同时是不是会在另一层面造成浪费呢?有人提淘宝有假货,是不是淘宝就不能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看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度在哪儿。不能一概的否认,也不能完全说这就好,或者坏,要看他执行在什么度上,这个要独立的去看,一刀切绝对不能。


何伊凡:两位之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后来又转型做投资,当从创业者变成投资人之后,再回头看创业者的时候,和你们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发生了哪些视角的变化呢?


邓锋:关于这一点我开始做的投资的时候没意识到,后来好多企业家跟我讲,“你跟我们谈的问题、问的问题,跟其他VC问的问题不一样。”而且整个北极光创投跟其他的VC问的问题也不一样。


何伊凡:具体哪些不一样?


邓锋:就是很多财务投资背景的VC,上来就问你今年做多少?明年做多少?搞技术的人可能会问,你的工程管理怎么做?你的release调试如何解决?


第一,我们关注的是企业发展的基本面,而不是上市面,基本面包括你的内部组织架构是什么,激励机制怎么样,你的沟通机制是怎么做的,决策在哪里做、在哪层做,为什么你用这种架构,你怎么保证内部有创新的活力等等,我更在乎你能不能做成一个可持续的独角兽。


第二,我说句自夸的话,我们与企业家更平等。中国现在很多投资人有点居高临下,觉得好像你拿了我的钱,我是甲方,就不得了,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是靠成就别人来成就自己,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成功,VC是成功不了的。所以我们认为人家让我们投进来是我们的幸运。我跟团队讲,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你是做服务的一方,你是乙方。因为我做过企业,我看问题的角度就更理解企业家,一旦钱进去我们就跟企业站在一边了,而不是谈判桌的两边,这种心态也保证能与企业家更好地交流。


贺志强:我1986年加入联想的时候,大概有一百人左右,也是一个创业团队,走到今天联想国际化,有几万人。所以第一,我跟不同阶段的创业者,聊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企业每个阶段针对性的问题不一样,如果没有做过企业,可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没有背后那个场景。


第二,做过企业的人知道,投资企业的资源,对企业的帮助也很大,像联想这么大的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做一个企业就是价值链,在价值链的所有端我都有可能帮到你。


比如说搭班子配人。我们投的第一个企业,最后是让我们的一个VP花钱买股份加入,去做CEO,因为那家公司是两个学生做的,他们觉得他来做CEO挺合适,包括人际关系遇到问题,我们帮他去解扣。企业发展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这样的资源能够帮到很多。


邓锋:我补充一点,企业遇到逆境的时候怎样帮他,我发现很多企业家那时候是很孤独的,因为他没法跟下属讲,回家也没法跟太太说,都是自己忍着,内心很难受,这时候你就陪着他,听他的倾诉,他能有个地方拍你肩膀,或者跟你抱头痛哭,你跟他喝顿酒,就是他最大的释放,可能第二天他就起来继续往前走,他不需要你说什么,你表示理解就够了。帮他释放出来,他们绝对有更强的战斗力往前走,这是我觉得VC在逆境的时候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


顺的时候就可能要拉缰绳,你提醒一下,但是所有的决定,要让企业家自己来做,不能由VC来做决定,我们只是给他提供另一个角度的建议。


何伊凡:您说的听起来好像很鸡汤,但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支持。虽然今天探讨的是“硬科技派”投资人,但实际上对创业者也有很多感性的支持。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两位现在都投了很多公司,假设我们穿越到2028年,你更希望你现在投的哪些赛道的公司,能够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一些改变和影响?


贺志强:第一,我们最近几年都在投智能互联网,所谓智能互联网,就是万物互联之后对各行各业的改变,这是一个大的赛道。第二,我们还是坚信AR(增强现实)是下一个平台级的机会,现实世界和虚拟数字世界真正地叠加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用户体验革命,虽然现在还有很多技术上的挑战,我相信十年以后都应该不是问题。第三个就是机器人,不仅仅是未来十年,可能是未来30年、甚至是50年以上更长时间的机会,能够跟人类成为共同体。


我觉得这三件事,都是特别巨大的产业革命,这种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物种。智能互联网和行业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今日头条,数字化AI对媒体分发这个行业带来巨大变革,这是真正的新物种,所以它才会战无不胜。包括自动驾驶以及自动驾驶对出行带来的改变。


邓锋:我提两个具体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叫做智能宠物,假设你家里头有一个智能宠物,你轻轻拍它和踢它一脚,它能知道你的情绪不一样,你跟它讲话它听得懂。日本的机器狗其实已经起到了陪伴老人的作用,但它停产之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有的狗坏掉了,怎么办?结果就出现捐献“遗体“,给那些有问题的狗提供配件,后来“死“的多了,捐献不够怎么办?大家就一起开追悼会,后来说再”死“多了,怎么办?大家建公墓。所以做一个智能的机器狗,老人特别需要。


大家觉得陪人玩的机器狗和陪狗玩的机器人,哪个更容易?我认为陪狗玩的机器人更难,而且它的市场更小,而陪人玩的机器狗,首先是市场巨大,第二是更容易做到,它的壁垒很高,天花板更高,它能够陪伴小孩做看护,它看得出来小孩有没有危险动作,它看一眼小孩看的书就可以给你讲出来,因为它双目有摄像,能做到帮助自闭症的儿童,能做陪伴老人,照顾老人,它甚至皮肤有感觉,可以知道你说话的语气、看它的眼神,并都能够理解。


何伊凡:进入到了情感的问题。


邓锋:到2028年也许不能做到像我说的这么完善,但绝对会有很好的智能机器狗在家里,让你觉得你离不开它,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就是你早上起来有点不舒服,你去抽了一滴血,三分钟以后告诉你,你这是感冒病毒,不用打抗生素,或者您有扁桃体发炎,有细菌,赶紧去打抗生素。你在这个时期会发现,诊断很快,治愈率特别高,可能百分之九十几的治愈率。甚至还有一个更难的疾病叫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和阿尔兹海默症都能够得到有效治愈或是控制,这个(场景)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我觉得癌症的早诊早筛,靶向用药的进步,根据我现在投资情况来看,我觉得进展是非常有可能的


何伊凡:回到现在,大家都说2018年新大陆在崛起,旧大陆在下沉。拿最热的区块链来说,我的朋友圈里分成两种人,一种做区块链,一种不做区块链,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新的分水岭到了。两位是否认同这种新大陆和旧大陆、古典投资人和非古典投资这种分野?在当下这个时点下,对创业者来说,应该更关注的是什么?


邓锋:我觉得古典投资人、非古典投资人大多数是媒体造出来的,我从来不是以某一种技术来划分新旧大陆,什么叫新大陆,什么叫旧大陆都没有定义。


我认为区块链未来会在很多地方改变世界,但是不代表它是VC可以投资的机会,有可能是一些大公司,它去用区块链做了很多很好的应用,所以VC必须得看能赚钱不能赚钱。例如苹果这家公司,咱们也投吗?你没法投,赚不了钱,它再好,但跟我没那么大相关性,而且VC不能投币圈的事,虽然我也知道有人能赚钱,但他不是VC投资的模式。


我自己认为,真正链圈里头做某种企业软件,包括一些基础的设施,其实好多东西可能在商业模式上没有那么大差别,它也是慢慢会成长,但VC投资的机会并不多。


还有就是投资方式,你关注的是新领域还是旧领域。其实我觉得投资,第一,与自己的DNA相关,很多地方都能赚钱,但并不是所有赚钱的事儿都是你能投的,你要找到适合自己能投资的。第二,投资这事以回报来计算,好公司不是嘴上说的,最后要计算回报率的。


做早期投资,不见得投资的每个公司都能成独角兽,但最后一算回报率,虽然它可能没有成为独角兽,但我赚的钱回报倍数够高,这是投资的一个根本。


贺志强:我不太想回答什么古典不古典的东西,其实从2016年开始,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流量的枯竭。大家讲互联网投资上半场下半场,本质上讲的是流量的变现机会在变少,所以才会有什么新零售的谈法,其实流量本质上就是人的注意力。


以2007年苹果手机发布为标志,移动互联网开始,回顾这十年,最让人惊叹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对人的注意力的吸引。但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它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流量会枯竭,其实就在于人不可能有这么多注意力,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水岭。


所以从16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向智能互联网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对行业的变革,这才是互联网真正的新的主战场。


另外,其实互联网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数据垄断,不仅仅是数据权,你会在数据背后看到这个世界,而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少数人的权利。这是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会在全世界带来反省。为什么区块链突然崛起?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不能这样(垄断),至少我们在信息领域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是区块链崛起的根本,未来十年互联网一定得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隐私平等安全。


最后,区块链本身会带来非常多的应用创新机会,像刚才邓总讲的,不是发币就叫区块链。


何伊凡:去年《原则》这本书很火,其中说到,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自己所坚守的原则,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它属于是一种指导人的基本规则。我想请教两位,你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指导着两位的最重要的原则分别是什么?


邓锋:首先我觉得用关系来指导原则的是不对的,用原则来指导关系是对的。


很多人以跟自己关系远近来决定事儿该怎么办,例如对自己的朋友,可能道德的要求标准就低一点,不是朋友,道德要求就高一点。我是反过来的,我觉得应该用原则来指导关系。换句话说,人应该有自己一套固定的人生准则,然后再去根据你的准则,来建立自己的朋友关系。这样你在更长久的时间内,才是一个活得更舒服的状态。


因为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原则,比如在工作中,你是领导的时候,招了一个亲戚朋友进公司,举贤不避亲是可以的,但是你怎么来管理你的亲戚朋友,跟别人是不是一样?不能因为这是我的死党,我跟他关系近,标准就可以不一样。


所以原则是很重要的,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先看是不是大家都这么干?只要大家都这么干,我就这么干了,大家都闯红灯过马路,我也这么干,这好像没错,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更应该讲原则,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用它来指导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


何伊凡:刚才您说的是一个根本上的原则问题,就是用原则来指导关系,而不是反过来,用关系来去改变原则。


邓锋:其实是很多人都是有原则,但他原则是变的。


何伊凡:所以“有原则”就是这个原则的最重要的原则。


贺志强:人性有很多弱点,瑞•达利欧(《原则》作者)说,得靠机器来固化我对的事情的原则,我所有的经验教训靠机器来固化,保证有机器来校正我人性的贪婪、恐惧。芒格《穷查理宝典》里也有一段我印象深刻,他说飞行员天天开飞机,开机之前有一个checklist(清单),然后机长拿着那个清单,副机长说1234,每天都要做检查,芒格说我们要有checklist,要不断地去丰富,我觉得(瑞和芒格)两人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用一个pattern,来克服你人性的弱点


前两天我谈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因为我对用户研究、交互体验特别感兴趣,结果跟创业者谈的特别兴奋,后来,我们投资总监事后提醒我,其实这个公司有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校正机制,克服我们的人性的弱点,投资本质上是要克服弱点,来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这是特别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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