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饭财经温州商人芬兰入狱记
作者/何伊凡/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2018年最后一天，我的知乎账号突然弹出了一条留言：何先生你好，还记得在北欧建中国城的王家驻么？他是我的父亲，十多年前你曾经采访过他，他想和你聊聊近况。
十多年来，我恐怕至少采访过800个企业家和创业者，但这条信息猛然将一个高高瘦瘦，腿上打着石膏，一手端着酒杯的温州人推到眼前。要知道，作为一个北方人，居然让一个南方人喝到不省人事，这种惨痛的失败怎么能轻易忘记。
那是2007年的2月，我去温州做一个温商春节归乡的选题，商会给我介绍了杰出温商代表王家驻。我们见面时，他刚在遥远的芬兰科沃拉市摔折了腿，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欧城市并没有因此给他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受伤的位置将变为北欧第一个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王家驻是典型的温州商人，他就像一只不断迁徙的鸟，我还记得最初见面的1小时内，他在自家客厅接了17个电话。一个来自朝鲜，三个来自乌克兰，四个来自匈牙利，四个来自芬兰，五个来自俄罗斯，这都是他曾经驻足过的地方。当时他已经54岁，是匈牙利颇为成功的华商之一，准备再搏最后一次，带着毕生的财富和商誉在芬兰建一座占地200亩的“北欧中国城”。
他在芬兰的科沃拉市看到了这个绝好的机会。当地一个奶牛厂要改造为商贸中心，几经波折，2006年初，王拿下了这块地，并和当地市长爱默·阿提成为好友，他也因此为中国城争取到了100个家庭的芬兰移民名额。芬兰与中国签有一系列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开发信贷等协定，已成为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科沃拉市地处亚欧大陆桥铁路终端，可以辐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北欧四国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市场四通八达，十分广阔。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块宝地，而如此大的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中国商城。
十年后，如果按照规划，北欧中国城应该已是芬兰重要地标，但他突然以这样非常规的方式再次出现，这让我感觉可能一切并没有这么美妙。他还在芬兰，我们约了第二天下午北京时间2点钟通电话，那也是芬兰的清晨。在通电话之前，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从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他近年的消息，豁然发现了这样一则新闻：
根据这则报道，中国商人王家驻2006年投资600万欧元筹建芬兰中国商城项目，在芬兰执法部门一次执法后血本无归。这次执法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150名边防警察，被称为芬兰“和平时期最严重搜查”案件。赫尔辛基上诉法院后来虽然承认了执法机关有“过度执法”嫌疑，但拒绝对王家驻进行赔偿。
我曾带队在澳洲、非洲、欧洲、东南亚都分别进行过长达数月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真实状况调研，深知他们所面临的生存挑战——这不是战狼所能解决的，但像王家驻这种境况还非常罕见，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们没有来得及叙旧，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以下为王家驻的口述，至于是否呈现了事实的全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证：
从十年前我们见面之后，我就到了芬兰了，一开始进展非常顺利，芬兰政府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个立项确定书，也就是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在立项书当中，有芬兰外交部认可的证明，还有公证，即委托我寻找54家中国企业入驻中国城，要把中国城打造成一个欧洲最大的商贸平台。
当时我们初步计划就是首期投资600万欧元，然后2007年我们提前开业了，当时温州市市长也来剪彩，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还有当地官员都派人来参加，我觉得自己运气还挺好的。但是没想到，2009年11月11日，芬兰边防局联合芬兰税务局、警局和海关，采取了这么大的行动，把所有入驻的中国商人、我们中国城的7位管理人员，包括我都抓了，关了81天，放出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的场景，真的像大片一样。因为我和开发银行有一个合同要在11月13日签订，所以 11月10号夜里赶到芬兰，11号早上我来到场地，看设计工人在场地怎么装修，搭建窗户。到了10点钟，突然山摇地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就开进来了，把整个商城包围了，出动了150名军警，把所有的商城包围起来，上面直升飞机在拍照，下面好多军犬在搜查。
我们完全都傻了，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军警见到人就抓，连儿童也抓，女人上厕所也要找人监督，抓了就集中到商城里面的大厅，然后一车子一车子拉走。我也被抓走了，临时关进一个当地的警察局监狱里，关进去是单独一个人，其他人关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还抓了一百多人关在警察局里面大的会议厅。到了夜里两、三点钟，把我送到首都重犯监狱关押了，注意，是关重要犯罪的监狱，不是一般的监狱。
把我关了81天，本来家属可以送日用品，也可以打电话，但对于我，日用品不能送，电话不能打，外界一切联系都中断。开庭审判的时候也是秘密的，不能对外面透露，庭审时在判决书上写的是保密，这意味着是一个重大案子，它第一次开庭，宣布监押的时候，也是秘密地进行，不能对媒体，所有的庭审判决书都不能对外公开。
给我的罪名是什么呢？涉嫌组织非法移民，伪造文件及偷税漏税。庭审时我进行了辩护：你说我组织我非法移民，我没有擅自邀请一个人来，你说我严重偷税漏税，我中国城刚刚是筹建的阶段，大量的资金往里面投，没有产生经营和利润，没有利润怎么偷税漏税？你指控的罪名不是可笑吗？
当时法官是个女的，她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当场在法庭上宣判释放，然后边防队长站起来反对。反对的理由说王家驻是首犯，是中国城的拥有者，如果他要是释放了，中国城的案子下面就没办法侦破。他要求法庭继续监押，不能释放。最后休庭，休庭了半个小时以后讨论，最后宣判的时候还继续监押，协助调查。
庭审时13个小时的录音我都有，控方来了一个边防的检察官，权力很大，所有抓的人都是他批捕的。我们的律师问他，你们依据什么采取这么大的行动？他就在法庭上说，我们接到一个命令。律师问他：你们把所有商家的电脑、做生意的工具全部没收，那么我请问你，如果你办公室的电脑给没收了，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那个检察官说，如果我办公室电脑给没收掉，我一天也坚持不住，马上就没办法工作了。我们的律师又问他，你把中国城这么几十家公司的电脑帐目都拿走，你考虑到结果是什么？他说结果就是没办法继续营业，他们要离开中国城。律师问他：那么你考虑到中国商城这些商人怎么生存？他们损失这么多东西怎么办？他说这个我们不管，我们的目得就是取缔中国商城，赶走中国人。
（备注：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王家驻之所以被怀疑组织非法移民，是因为芬兰驻北京大使馆反映的线索。边防局的萨米·帕依拉队长是这次突击行动的组长，他介绍芬兰边防局早在2009年5月就启动对中国商城的侦查。在2006至2009年，与王有关，以到中国商城考察或经商为由而向芬兰驻华使馆递交的居住许可申请多达940份。然而，不少人因此获得签证来到芬兰的中国人士在入境芬兰接受边防检查询问时，对自己将要去的目的地等信息一无所知。边防局怀疑中国商城有可能是用来隐藏人口贩卖之类犯罪活动的幌子。帕依拉队长在接受《赫尔辛基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说，突击搜查行动时边防局“做好了有可能找到人口贩卖受害者的准备”。然而这样的受害人并没有被找到。）
我单独一个人关在重刑犯监狱里，所有的待遇都是独立的，人家放风是十个人一起，我就是等他们回来后，再一个人出来，到监狱的大院子里散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当时我一点也不怕，我认为自己是无辜，芬兰的法律还是健全的，你指控的罪名我根本没有发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心里最难受的是什么？当时我的太太是刚做过乳腺癌手术，在商城里面跟着我养病，我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另外那是冬天，11月的北欧很冷，零下20度，我商场里面的暖气、锅炉需要专门一个人来管理。当时我就在庭审的时候告诉法官，说你不能关押我，因为中国城里的暖气有一个人要管理，不管理的话，暖气管会爆裂。另外，我太太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如果说你要担心我逃走，我把护照之类的都交给你，另外我这么多财产都抵押在这里投资，有逃跑的可能吗？
当时法官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但后来还是没放我。
芬兰的监狱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手铐脚链都没有用过 。我当初关在大概有二十多平方的房间，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有洗澡的地方，玻璃窗能看到外面。但是北欧的冬天是非常阴郁压抑的，天很冷，天亮只有三个小时，空气灰蒙蒙的。
一开始我还能坚持顶住，因为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后来审判不同意释放，就知道事情大了，中国城的投资可能完了，那时候外面一切中断，没办法联系，心情比较忧郁，后来在监狱里发病了，血压高到185。人走路好像晃晃悠悠的，我告诉监狱的看守说需要看病，看守把监狱的医生找过来了，医生一量，马上就派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了，医生检查后建议我一定要住院，不能离开，押送我的两个警察说现在监狱人手不够，在这里没办法关押，就又把我送回监狱了，医院就开了好多药给警察。
当地说芬兰语，语言也不通，有事的话我就简单地告诉看守，我要找翻译，他就把电话打开，通过扩音器连接到翻译，开庭的时候法院会配备一个翻译，讲芬兰语的，坐在我旁边。
81天之后，我被放出来了。
（备注：在官方突击搜查行动之前，对于外国人到达芬兰后的实际情况，与其来芬兰之前向芬兰官方部门申请居住时给出的赴芬理由不符，以虚假信息获得居住许可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移民罪，芬兰不同法院的判决并不一致。同样类型的案件，万塔市地区法院曾经有过两起宣判非法移民罪成立的案例，而拉彭兰塔市地区法院则判罪名不成立。2010年2月10日，芬兰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判定以虚假信息获得居住许可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移民罪。当天，芬兰边防局停止了对王家驻涉嫌严重非法组织移民的侦查，王家驻被释放。至此，他已被关押了81天，但侦查机关对王家驻涉嫌严重伪造文件和严重偷税漏税的侦查还在继续。2011年3月31日，地区检察官对王涉嫌的三条罪名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侦查工作至此结束。）
我在当地银行贷了125万欧元的贷款，贷款当时用于中国城装修用，期限是3年，一出事银行就出面把合同取消掉，他认为你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你已经关进去了。我关进去的第3天，当地银行要我签个字，我就告诉他，我这个情况还不明朗，我是冤枉的，很快就放出来了。他说像现在的情况，属于合同中说的“突发事件“，合同可以终止，就单方面把合同终止了，因为已经没有管理者，他以没有履行职责条款为由，把我的公司拍卖了，低价卖给了银行自己，等我从监狱出来，二百多亩地的中国城，包括里面的建筑都没有了。
我到了工地以后，看到当时的装修都停在那里，暖气管都给冻裂了，商场内全是水喷出来后结的冰，后来更换暖气管就花费了60多万欧元。 整个场面就是一片狼藉，就像发生过战争一样，很惨的。所有中国商人都已经逃走了，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税务稽查12个月，所有入驻企业的电脑、财务资料、通讯工具长期被扣押，银行帐户被查封，整个项目几乎完全停顿长达一年时间，我所有投资化为泡影。
官司我还要继续打啊，这样一个对整个芬兰而言都有着广阔发展前程的商业投资计划，却因为芬兰个别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武断而轻率的决定被碾为齑粉。芬兰官方举多个政府部门之力，如刑事侦查和税务稽查长达一年之久，没有发现和掌握任何证据以证实我和中国商城所涉嫌的罪名，也没有任何事实能令官方对我本人和中国商城里的任何人进行起诉。
芬兰时任司法部长约瑞·林德斯罗姆先生曾写信要求当时的内务部长薇·瑞恩思女士就边防力量对中国商城采取大规模搜查行动给予解释并要求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科沃拉前市长阿默阿缇建议人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假若有芬兰人在另外一个国家遭受到类似对待，那么肯定会引起舆论哗然说这是法西斯的行动。科沃拉原发展部部长 Sirkku Suila 女士也说：“中国商城案件可以显示仅仅凭借非常薄弱的理由，芬兰暴力垄断就可以采取行动，这伤害了民众的司法意识。”她还说：“所有来到科沃拉的中国人信息在一个按键背后就可以查到，有关部门也完全可以到科沃拉政府来核查。决定给中国人发出邀请函的是科沃拉政府和科沃拉政府下面机构的办公室而不是王家驻本人。要解开对中国商城进行袭击的真相，最关键的钥匙就是该查出谁是下达命令的人。一旦知道这位高级官员是谁，剩下的谜团就会迎刃而解啦。”
一直等到2013年，芬兰对我免于起诉，也就是把我所有的三个罪名都排除了。我们就到处找律师，要求国家赔偿，2013年9月,我通过律师向赫尔辛基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芬兰政府赔偿44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2015年10月15日，赫尔辛基地区法院下达了一审判决，认为芬兰边防局和税务局当年有理由启动对我的侦查，我未能证明两者因其在侦查过程中的行为对我负有芬兰“损失赔偿法”中所规定的赔偿责任。
我不服一审判决，向赫尔辛基上诉法院上诉。2017年9月15日，赫尔辛基上诉法院下达判决，维持一审原判。二审判决书也指出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侦查机关明显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开展调查。
对此，我的律师尤基宁先生认为，他们承认芬兰政府有过度执法的嫌疑，但没有达到国家赔偿的程度。这就是一个无赖的说法，所谓没有达到国家赔偿的程度，这个程度是什么程度？这个也没有量化。
（备注：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对于此案，芬兰政界内部也意见不一。2013年，时任芬兰司法部长的约瑞·林德斯特罗姆先生就曾致信芬兰议会，要求在侦查期间任内务部长的派薇·瑞塞恩女士就边防局对中国商城采取大规模搜查的行动给予解释。他称“此次突击检查是芬兰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多个人的生活因此被毁坏”。前科沃拉市市长阿依莫·阿赫蒂是本案的证人之一。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阿赫蒂认为官方对中国商城的行动含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如果王家驻是一名德国或者法国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不会受到非法组织移民的指控”。）
这个官司我还需要继续打下去，他涉及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事关芬兰需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投资目的地国家去吸引外国投资? 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来企业，芬兰政府难道不应该负有同本国企业一样的责任，保护纳税人权力，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
附录：根据《赫尔辛基日报》对事件的报道《王先生对阵芬兰》
王家驻曾因为被关押，获得了芬兰支付给他的16000欧元的赔偿金。有关部门对王启动的侦查在几个月内不了了之了，对他也没有提起任何公诉，既没有对非法组织移民，也没有对偷税漏税和会计犯罪的公诉。王认为有关部门对他的侦查是没有理由的，违法的，而且侦查部门对待他的方式也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
边防局的Sami Paila队长是侦查行动的组长，他仍然认为当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启动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你是想要我说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我们在执行自己应该执行的职责，根据当时我们掌握的信息，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Paila说，“芬兰的司法体系是，并不是所有的侦查都会引发公诉，也不一定都会有法院判决。”
边防局和税务局对王诉状的答复是冷冰冰的。他们在答复里引用了议会副司法代表Jussi Pajuoja于2011年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认为有关部门在对中国城的侦查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过分使用斟酌权，而且启动侦查程序也是有理由的。
政府认为王称政府毁掉了他的生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袭击开始之前，中国城就已经出现了经营困难。政府称:“中国城的运作没有牢固的基础。”好吧。2007年在锣鼓声中开业后，中国城被普遍称为“廉价商品店”。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项目也触礁了。“我们没有看到物流中心，只看到了一批小的，没有利润的廉价商品店铺。”一位在科沃拉有影响力的人如是说。
王家驻说任何一个商城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盈利，甚至两年内都不一定能盈利。
边防局宣称，跟王相关的，以经商为名义递交的签证和居住许可申请一共有948份，涉及至少140家公司，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一部分在科沃拉有商业活动，而且他们创立公司时，每人或者每个群体被收取了10000到15000欧元的服务费。
王说10000到15000欧元是公司注册费交到银行。中国商城根据啇户租用面积大小，而收取三个月的押金。
税务局说他们要求侦查部门对严重偷税漏税和严重会计犯罪启动侦查时，已经越过了“有理由怀疑”的举报门槛，税务局对中国城的怀疑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城做出的初步财务检查。
后来，事情因为“证据不充分”而了结，偷税漏税和会计犯罪这两项罪名也没有被提起公诉。 税务局在给赫尔辛基地方法院的回复中说，“这并不表示税务局向侦查机关报案时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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