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饭财经过于偏执，可能会增加变革中的“摩擦系数”， 所有变革都会带来摩擦，适度摩擦能增加紧迫感，但如果摩擦系数过高，会带来系统性崩溃。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信仰“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这个故事提供的警示是：过于偏执，可能会增加变革中的“摩擦系数”， 所有变革都会带来摩擦，适度摩擦能增加紧迫感，但如果摩擦系数过高，会带来系统性崩溃。
盒饭财经读书会：主讲：何伊凡
延和殿亭辩
这一次选择的事件是延和殿亭辩。1068年8月14日，这一年是大宋熙宁元年，在首都汴梁延和殿上，当世知名度最高两位政治家、文学家，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舌战。
这两位，一位是王安石，另一位就是司马光。一年前，公元1067年正月，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去世，皇太子赵顼继位，也就是宋神宗。延和殿廷辩，就发生在他继位不久。
引发辩论的实际是一件小事，原因是要不要接受“辞赏”。什么叫辞赏呢？神宗登基后，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按惯例，皇帝赏赐了大臣们，表示皇家对大家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有点类似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这就像一个政治小游戏一样，皇帝赏赐，大臣们表示不要。
这次在延和殿上，最开始是商议河北灾情救济的办法，当时国家财政不足，但是又需要救灾。大臣王珪提出来：今年祭祀赏赐东西二府的，大臣们都不领取，节省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同意王珪的提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司马光当时的职位是翰林侍读学士、文坛领袖，他的话非常有影响力。没想到，王安石听后直摇头，他说：“赏赐，每人三千钱，区区小数，但是如果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国库空虚），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高兴了，就追问：“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出不足了，近几年更厉害了，何言非当务之急？”王安石回答：“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言下之意，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说白话，只知道“省钱”，不懂开源。
司马光听了就不高兴了，他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用簸箕扫聚细碎，尽力搜刮民财。如此下来，老百姓困苦不堪，流离成盗寇，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挥臂否定，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而国库却无比充足，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听了，急的站起来，双手一摊说：“介甫，介甫（王安石的字），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 就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饶’，不过是设法偷夺民利，其危害比加赋更严重。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就因此讥笑汉武帝上当了，如果真的能做到，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盗寇蜂起的情况？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君实啊君实（司马光的字），你的胆子再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了很长时间，火药味越来越浓，话题早就从辞赏转移到国家财政政策上了，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一边，宋神宗感到为难，在延和殿上，他对司马光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转过头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不允”辞赏。
延和殿廷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说明了几点：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在政坛和文坛都拥有极大影响力的领袖，正式走向决裂了；宋神宗虽然也感觉左右为难，但随着国家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6个月之后，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这也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后世称王安石变法。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王安石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褒贬不一的改革者，
却是个情商“负分”的怪人？
王安石，被称为帝制中国时代最为激进的改革者，吴晓波老师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认为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 ，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他的评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认同他的人，比如说梁启超，写了一本《王安石传》对他盛赞，认为他的胸襟像千倾大湖一样宽广，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的变法措施和高远的设想，到今天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连那些被废除的，也都符合政治原理，梁启超最后说，要在三代以下寻找完人，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
反对王安石的人则认为他是乱臣贼子，甚至宋代真正的衰落，就是从王安石时代开始的，他的失败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而且造成了士大夫阶层之间旷日持久的党同伐异。在王安石还是大宋宰相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甚至认为：对王安石的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王安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王安石雕像
王安石的为人特别有意思。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他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认为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
当时也有一些人，对王安石的私生活不以为然，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认为王安石故意这样，来博取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大奸大恶。但事实上，古今中外这种人都很多，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
职场之路，所向披靡
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四十六岁之后，他在朝廷，曾经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升迁。但是，他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他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他一辈子少见私敌，所结下的仇怨，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当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最初，两个人可以说是相互倾慕。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
问题在哪里呢？这样一个倔人，摩擦系数过大。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大宋开国110余年，自己已然处身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高处不胜寒，皇帝和大臣们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宋神宗年轻气盛，立志于"富国强兵”，他继位之后，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但是元老重臣，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
“拗相公”遇到“司马牛”
命运让他遇到了另外一个摩擦系数特别大的人，就是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司马光比王安石就强多了，因此他对王安石的反对，也拥有极其雄厚的基础。
现在看来，司马光或许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而且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王安石变法的细节，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只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青苗法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
青苗法肯定符合农民们需要，特别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可是有一个前提，具体执行的人，需要是王安石这样清廉的官员，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但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强迫富户贷款。这样不但穷人更穷，富人也会变穷。
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时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
课本当中说，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但其实这些人，当时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敌，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司马光的人格立场：皇帝曾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
神宗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岁，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实际就是垂帘听政。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佑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
从此，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大宋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引导变革的正确“姿势”
怎样才能引导变革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步骤叫“有效沟通愿景”，当一个企业家要向自己的同事介绍大规模变革时，往往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这么多。”“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老天，我会不会受到牵连？”
这其实是特别正常的，因为变革会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如果一个摩擦系数特别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接受员工的不安情绪，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对愿景建立信心，也不会在变革中抓住员工真正关心的问题。
像王安石这样，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非理性的摩擦系数，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就会有这样的结果：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妥协与长远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大宋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气氛。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这次我们读的书是李亚平写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这一年，北宋帝国被金国覆灭。李亚平先生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写历史的特点，是不拘泥于正史定论，跳出编年史的限制，纵横交错。
其他作品
首页
快讯
创业蜂巢
人脉
WHO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