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考生、三代企业家:中国高考70年“进化”论
看点 四代考生、三代企业家:中国高考70年“进化”论 看点 | 2019-06-10 09:12 四代考生、三代企业家:中国高考70年“进化”论 盒饭财经

从BAT到TMD,企业家的高考大时代

作者/姚赟/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高考当天,冯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跑到位于建国门的二十六中考场。


考场里的课桌破破烂烂,桌面也高低不平。答题时,落笔的力气稍微没控制好,就会在考卷戳出一个洞来。冯仑记忆中的这次高考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也是被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后的首次考试。天气虽冷,但四十多年后的冯仑也还记得二十六中的考场外很多人都来围观,特别热闹。


北京之外,全国各地的许多家庭也都参与其中,不少家庭都有成员准备参加高考,有的还不止一个。那一年所有人都在谈论回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因为高考所牵动。在众多的著作和描述中能感知到,那一年开始松动的政策、掷地有声的发展计划,让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之中。这种兴奋,吴晓波用“所有的人仿佛都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来形容。


(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少年班,招收了21名少年大学生。这是少年班的学生在上物理实验课,图片来源新华社图片档案馆)


为了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工作重点的重大改变,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也迅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甚至翻阅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时,第一部分的第一题就和经济有关


每年的考卷有每年考卷的试题,一个阶段的高考也有一个阶段的特点,当然造就的那批人也有各自的轨迹。2017年,也就是高考恢复40周年时,冯仑接受西安晚报采访,文章的标题叫《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实际上,被高考改变和影响人生轨迹的,不止是他们那一代人和那一代的企业家。


1.被高考改变的一代


中国高考发展历程特点:1977-1982年高考恢复和成型期

1978年春,文理偏科严重的冯仑,顺利被西北大学录取,并成为政治经济学专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的首批学生。而18岁的冯仑,可能是这所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报到时,冯仑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九八岁,和他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来源:新华社图片档案馆)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中断了11年。长时间的中断,也意味着77年的高考是从1966届开始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再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19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同学间年龄差距较大,便是时代赋予那一代大学生的独有特点。《中国高考四十年》一书中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考生们来自五湖四海,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赴考场,还有叔侄、夫妻同考的现象。”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题,来源:图片来源新华社图片档案馆


与西北大学一样,1978年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班里,也同样存在冯仑看到的“来路非常奇怪”的现象——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18岁。李东生、黄宏生和陈伟荣便是少见年龄相仿的同学。


在同学的回忆中,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少照顾他的学弟们。而对陈伟荣的记忆便是穿着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走进教室,以及作为班长的他在校四年时间里几乎都在图书馆里泡着。而李东升在参加高考前在知青农场,入学后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见到女生还会脸红。


一个少年老成、一个长年泡图书馆、一个内向会脸红,谁也想到,后来这三个人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盛极之时,三家的彩电产量占到总产量的40%,江湖人称“华工三剑客”。


李东生、黄宏生和陈伟荣合影


和很多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李东生在多年后回忆总结,他们也是被高考改变了命运,同时也经历了伟大的时代。“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学习成绩最好的那批同学很多都到国外去了。20年后,我们有一次聚会,那时,在国内事业有成的同学比例更大,在国外的基本上时工程师,有些事大学教授,也很有陈恒就。但是,去国外的同学基本上没有成为企业家的。”


但是,这样的幸运者并不是多数。从录取率来看,更多的人走向了另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1977年12月,570余万人走进考场,最终有27万人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学习,而这也是扩招之后的数据。


《中国高考四十年》中提到了一组数据: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的2至5倍筛选出来,再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多万人。


录取率相对较低这一现状,不是1977、1978年两年高考的独有特点。有统计显示,1979年-1982年四年间的高中毕业生有726万、616万、486万、310万,而高校的招生量只有27-31万。


(全国1977年-1992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率)


想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以此离开农村的俞敏洪,也是其中一员。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两次都名落孙山。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 


俞敏洪回忆:“第一次高考,我的目标并不高,只是想考上江苏省的师范专科学校。但即便如此,我也没通过。师专的英语录取分数是38分,而我只考了33分。所以我只能回农村当农民。”第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白天一边干农活一边更努力学习,晚上再煤油灯下看书。第二次高考,他的英语成绩从33分提高到了55分,但和他想去的大专学校的要求还差5分。


收到第三次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当天,俞敏洪正在地里种菜。他回忆当时的心情和感想时,想到了一句,现在已经变成他的“名言”和标签的总结:有时,在痛苦和失败中,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才能取得成功。人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不断制定目标;如果失败了,那就重新出发努力。


实际上,不只是俞敏洪,在他那一代大学生身上,都带有这一坚毅、推倒后还能再重来还能看到希望的劲头。有不少评论观点认为,“这些人多数都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亲眼见证了社会天翻地覆的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也不会有再有像他们这代人一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百废待兴,整个社会亟需人才。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 学生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1982年,特区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数据统计,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而史玉柱、张朝阳、牛根生、马蔚华、王石等人都在其中。


2.用外语观世界,用计算机创业


中国高考发展历程特点:1983-1993年 加入外语、标准化运作

当冯仑、黄宏生们走向工作岗位,当柳传志、张瑞敏开始在中关村跟随时代成为“弄潮儿”时,马云、李彦宏、丁磊、刘强东、马化腾、熊晓鸽等人正在准备高考。


如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那体现在高考上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考的题。


1983年,自恢复后,高考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加入外语。在这之前,高考制度基本可概括为:统一命题、文理有别。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这一阶段,英语并不在高考的必考范围内。


(1977年考试范围,来源《中国高考四十年》)


1983年开始,外语(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高考填报时可以自由选择)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分数以原始分算,也就是100%的比例计入总分。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将外语加入高考是有必然性的。从恢复高考,历经六七年的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从无序混乱的状态中,走向标准和规范,结束了调整期中持续多年的“没有规则的骚动”。也为中国企业史上,即将到来的“中国现代公司元年”1984年,打下了思想、人才、制度等多方位的基础。


相比上一代企业家忆苦思甜的故事,这一代以互联网科技起家的企业家们更喜欢讲独立、自我的个人故事。比如马云三次高考和数学考一分的故事,比如学霸李彦宏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信息管理系的故事,再比如刘强东因为想回宿迁当县长而选择人大、放弃去清华的故事,还有沉迷天文后来发现计算机魅力而“转坑”的马化腾的故事。


(大学时期的马云)


这些企业家的高考故事,与后来创立的企业所属的行业、管理风格、创业理念等息息相关,而他们的高考和求学故事中,前文提到的英语和计算机是毋庸置疑的主角


20世纪70-80年代,个人计算机行业进入了微型计算机阶段,对大型主机进行了第二次“缩小化”。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苹果成立,并在次年(1977年)的首届西岸电脑展览会(West Coast Computer Fair)上推出Apple II。Apple II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而后,1981年IBM推出了IBM-PC,此后它经历了若干代的迭代,占领了个人计算机市场。 


在国际化冲击下,IBM的影响向国内汹涌而来。《联想为什么》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的市场日渐苏醒,IBM的计算机如潮水一样涌了进来,一台比286型还低档的“PC/XT”机型进入中国的口岸价就高达两万元,而到中关村后一倒手就要四万元。


(马化腾年轻时照片)


个人计算机在那时,绝对是个稀罕物件。但阳泉一中作为山西省重点高中,配置了阳泉市第一个计算机教室。在这间教室,李彦宏经常围着老师软磨硬泡,就是为了能经常到机房上机学习,埋下了百度的种子。


凭借这一优势,李彦宏在高中时就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当时就明确自己喜欢计算机的他,高考后的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网易163的域名也和高考、求学密切相关。在浙江宁波奉化中学就读的丁磊,一直是中等偏上,受父亲影响一直喜欢无线电,中学期间就自己组装了六管收音机。高考后,丁磊以超过重点线1分的成绩,考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大学四年期间,丁磊只挂了一门课电子实验。据说,那门考试有个题目叫“74LS163”,网易后来的域名正是由此而来


1987年,龚宇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1988年,周鸿祎被保送进入西安交大计算机系;

1991年,陈天桥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


跨越30年,再来这串名单颇有意思。众多明星互联网大厂的故事,甚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都可以追溯一轮轮的高考中、一间间考场里、一张张桌子前正在奋笔答题的考生。 


有趣的是,在经商热潮中,与李东生他们一代相比,如李彦宏这样成绩优异又选择出国看看的学生,在回国后选择加入创业大军的人更多了。


而这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些民间俗语在当时口口相传。


《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关于职业倾向的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3.崛起与转折中的“被试验者”


中国高考发展历程特点:1994-2003年应试教育问题出现,自主命题开始试验

改革开放后,一共出现了3次“下海经商潮”,第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和1993年。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将1993年作为下半部的开始年份。“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叫嚷着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营公司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在一片形势大好的发展速度中,供求失衡、金融秩序有点紊乱。同样,高速中,问题和危机开始显现的不止是经济——高考整体进入稳定阶段,但应试教育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后,我国高校招生规模逐渐增长,但在1999年之前,高校扩招年均增长都只在8.5%左右。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


1999年,高校扩招在全国正式开始。也是在这个阶段,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在这个阶段发生转变——不再延续过去国家统一分配的做法,改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主择业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180万人,比上一年实际招生增长12.5%,而实际招生规模超过了200万人。2001年,录取260万人,录取率首次突破50%;2002年,320万;2003年,382万……直到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与1977年恢复那年报告人数接近,录取比例为2:1


扩招提升了国民整体素质,让“高考改变命运”的神化被彻底打破,也让学校等教育体系高速负荷运转。


原国家教委提出:会考后的高考,在改革科目设置的同时,考试内容和形式也将相应改革:在考察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察能力;在择优前提下,调整试题难易度;实现考试的标准化,以逐步做到既有利于高校选拔合格新生,又有利于中学教学。这使得这一阶段的试题区分度增大,试题难度越来越大,然后,随着“应试教育”以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出现,高考需要新一轮改革。


对应“应试教育”产生的问题,“素质教育”、自主命题等开始进入实验。也就是这时,TMD这一代互联网大厂的创始人,先后坐在考场进入大学。


1996年,王小川考入清华计算机系;

1997年,王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2000年,程维少做三道大题考上北京化工大学;

2001年,张一鸣进入南开大学先后就读于微电子和软件工程专业;

……


这一代企业家与上两代相比,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王兴的父亲是一位高中教导主任,母亲毕业于解放前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姐姐考入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硅谷做一名软件工程师。在这样的学霸家庭下,1997年,王兴从龙岩一中直接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免去高考直通清华的王兴,在求学期间基本延续了自己理工科学霸的人设,甚至他的大学毕业时,拿了个全额奖学金就跑到美国特拉华大学继续深造去了。


而如今与王兴在“网约车”掀起第二次大战的程维,并没有那么顺利。


学霸程维在考数学时,大意失荆州,漏做了三道大题。他回忆描述那时的情景和心理,似乎是每个考生最害怕的情况。考数学时,他完成答卷的时间比别人快些,甚至看到最后交卷十几分钟前,还有不少人在奋笔疾书,程维的心里难免有些得意。


这样的好心情,一直持续到了成绩公布。那时他才直到,并不是自己答卷的速度比别人快,是他漏了试卷最后一页的三道大题。在少做这三道大题的情况下,程维考上985、211的重点院校——北京化工大学。


而张一鸣更是从高中时代起他就酷爱计算机,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先后就读于微电子和软件工程专业。他在大四时编写的电路板自动化加工软件PCBS曾获得过“挑战杯”二等奖。他已经直接参与了五家公司的创业,其中有两家是自己创立的,还有一家是合伙人。


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国外的月亮也不再更圆更亮;互联网产业出现,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带着中国冲向了“互联网元年”;任正非在深圳创办了华为,搞出了“基本法”;2001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在蓬勃和紧缩共同协作下长起来的“被实验”一代,对国内、国际,专业内、专业外,圈内、圈外等相对的立场和观点更为模糊。



每年的高考日,定在6月的7、8、9三天,是从2003年开始的。


实际上,恢复高考后,每年高考的日期一般都定在7月初,但因为7月初全国气温普遍太高,容易发生中暑,同时也是气象灾害高发的时间段,所以就提前了一个月,改到了6月初的这三天。


除了“非典”带来的问题,这一年的高考与往年相比改革力度较大,有媒体对此进行了总结:1.考试时间提前了一个月;2.考生人数创历年之最;3.全国22所高校首次实行自主选拔录取方案;4.高考体检标准改革……



与此同时,丁磊带着盈利和股票飙涨的网易,让大众开始对一直以为处于无监管、无秩序、无禁区“混沌”状态的互联网企业受到大众的关注。从2002年Q2开始,网易首次实现净盈利,股票开始领涨纳斯达克。2003年10月10日,网易股价升至每股70.27美元,丁磊的纸面财富超过50亿人民币,成为第一个靠互联网坐上“中国第一富豪”宝座的创业者。


当年,“非典”让阿里巴巴和淘宝走进大众,也让中国电子商务觉醒;百度也早早就开始做本土化,“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让百度撞开了盈利的大门,也为现在深陷其中埋下了伏笔。


以改革开放开始的,较为明确划分的第一代考生、第一代创业者到如今越来越零散、碎片、快速迭代的特点,再将高考、时代、企业家和各自的鼎盛期结合来看,似乎能发现一个比较直观的特点:他们似乎都是快人两步。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被成为“个人成长和人生选择过程中的三个悖论”:一是16-18 岁在对学科与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被要求选择自己的专业;二是22-25 岁在对商业世界运行规则毫无概念的时候就被要求选择工作方向;三是25-28 岁在对自己和人际关系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被要求确定长期伴侣。


从上述企业家的个人故事中能看到,不论是政策优势、命运眷顾,还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和学校专业,他们在高考选择专业上便占得先机学。同时,这些人在完成学业后,便开始为提前打下创业基础,才有现在的成绩。每一步似乎前前后后,都得耗费10年,快人两步,便是20年。顺利完成“三个悖论”中的前两个。



这些,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高考,不仅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整个教育乃至社会制度变迁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而今天,坐在考场里的千万考生中,应当会出现下一个马云,下一个张一鸣,他们在懵懂中,正在挑战“第一个悖论”。



参考: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项贤明《我国70年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齐中熙《1977-2017中国高考四十年》

刘东华《进化》

陈惠湘《联想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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