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社“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它告诉了你，你的生活出了问题。如果你听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会走掉。”社会，亦如此。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它告诉了你，你的生活出了问题。如果你听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会走掉。”
社会，亦如此。
新冠病毒席卷九州，覆盖各级群体，几乎冻结社会体系，人人深受其害。如钟南山所言，疾病是生命最好的朋友，那么这次疫情就是社会最好的检测盒。它告诉我们哪里存在问题。
本文为《》接续篇，探讨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问题。
本文逻辑：
一、病毒是最好的检测盒
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三、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药
（注：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并与好友分享）
1
病毒是最好的检测盒
这次疫情暴露了不少问题，比如疫情信息预警滞后，公共反馈机制迟钝，武汉收治病人不及时，湖北医疗物资紧缺，慈善物资配给问题，地方粗暴执法侵犯民权，等等。
这些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一些零碎的思潮，如司法启蒙、市场启蒙、科学启蒙（详见《》）。
纵然多数思考，对当下的抗疫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但是，这些是这个民族、当下国人不可多得的自省成果。
这些问题，根本上是什么问题？
若用一个词概括，我想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治理问题。
比如，疫情暴露初期，没有发布预警信息，甚至刻意遮蔽信息，导致市场没有捕捉到疫情信息，没能扩大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生产与供给，最终引发全国乃至全球防护物资紧缺。
这是忽略了信息对市场反馈的重要性，人为因素导致市场失灵。
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达的科学技术，定然以发达的思想市场为前提。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动，市场如何反应？如何根据疫情信息安排生产、增加供给？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动，科技如何创新，医疗技术如何进步以抗击病毒？
又如，疫情始于武汉一个城市，原本相对容易控制，但因信息未公开、错过了防控窗口期，病毒跟随着列车、游轮、飞机、物流、人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及众多国家。
这是忽略了市场时代病毒的传播路径及速度，公共卫生制度存在缺陷。
随着私人用品增加，公共用品也必须随之跟进。与发达市场相匹配的是充足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司法安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等。
再如，武汉及多地封城后，市场被阻断，整个城市的医疗及生活物资配给只能交给政府，但举国之力驰援湖北，再加上红会救援，物资紧缺问题依然令国人揪心。
这是忽略了市场时代资源配置的复杂性，非“有形之手”能够驾驭的。
在市场时代，病毒随着物流、人流、商品流快速流动，管控太死了复工复产困难，进而导致抗疫物资紧缺；若放得太宽，又可能导致病毒大范围传播，带来更大的危害。单靠政府如何驾驭如今如此之复杂的市场网络？
再如，封城封路封村封楼时，基层压力巨大，一些地方粗暴执法、侵犯民权，令人不适、气愤，仿佛历史重现。
这是忽略了公权力的边界，保障民权是当今社会的根基。
还如，各地陷入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两难之地，企业复产受阻，营收下降，债务增加，风险堆积，工人收入下降，可能被降薪和解雇；同时，物价较大幅度上涨。
这是忽略了过去这些年经济泡沫的风险，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脆弱性。
疫情演化为黑天鹅事件，经济恢复困难，不少企业扛不住，要裁员、倒闭，为什么企业的韧劲那么差？是不是之前泡沫堆积太多、债务过高、风险太大？是不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太高、制度成本太高？
过去四十年，我们忙着发展经济，但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武汉作为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应该配备怎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疫情最开始出现后，如何让信息自由流动，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如何启动预警系统及高效防控。
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农耕时代的治理模式解释为自然国，将市场时代的治理模式解释为法治国。
在这个问题上，当今国人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跳出所谓的西方模式及意识形态，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套怎样的治理模式。
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以交易为生，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市场而生存。
交易费用越低，交易市场越发达，财富越多，经济越好。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交易离不开几个条件：一是信息自由流通，二是产权个体所有，三是法律保护个体。
只有相对充分的信息，你才能做出购买、生产及销售的决策，否则市场会因交易费用奇高而终止、消失。
所以，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能抑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能打击个体的思想创造，不能垄断信息的供给。
如果没有产权，我们拿什么与对方交易，这是市场交易最为基本的前提。很多人强调保护民权的重要性，个人的生命权、土地产权、财产私有权、劳动所得权，都是个体的基本权利。有了这些权利，才有交易的可能。
交易过程不能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都必须遵循价高者得的交易规则。这时，需要法律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以上，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定然是保护个体权利、保障信息流通以及公平的司法体系。这套体系的目标应该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增进社会福利。
市场是一个自然秩序，一个没有中央计划主体的自然秩序，是一个人财物高速流动、自由支配、网络密布的自然秩序。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及组织都没有能力取代市场，合理安排所有的物质生产及分配，满足个体形形色色的多样性需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
市场时代的问题，大市场起主导作用，大社会与高效政府辅助市场。即使国家战争，打的也是经济战、科技战。
市场时代的瘟疫，主要交给大市场去解决，大社会与高效政府辅助市场。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抗病毒北京要协助市场。”
在市场时代，人口集中于城市，工业的城市人口远多于农业时代的城市，病毒的传播力度及速度要强得多。这次，病毒跟随着物流、人流快速四散，波及全球。
如今中国经济体量是非典时的7倍，流动人口规模是非典时的6倍。政府的力量，已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经济体。
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各种漏洞，陷入两难及患得患失的问题，其实是政府取代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的结果。
我们只能将抗疫的主导权交给市场，政府试图恢复经济，也希望开动市场的力量驰援湖北。
我的意思是，最开始就需要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而不是现在交给市场。我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与科技，让市场与技术战胜病毒。
凭什么相信市场可战胜病毒？
抗击病毒是一个边际赛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市场创造问题、扩散病毒的同时，也在利用其生产效率、技术进步抗击病毒。
如当病毒信息出现后，市场获取信息，企业加工生产更多口罩，更好地隔离病毒；企业研发、生产检测盒，更快地确诊，降低传染率；企业研究治疗方案，研发药物及疫苗。
容易犯的错误是，平时人为提高交易费用，市场发展不充分，医疗技术进步缓慢，疫情来袭，市场和企业无担当，因此不信任市场。
亦或，疫情来袭，信息封锁，市场失灵，市场管理不力，市场违法行为众多，政府主动接管。最后，宣布伟大胜利后，人们更加不信任市场。
所以，让市场在瘟疫战争中发挥作用，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应当更加高效、有为，建立一套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
构建公平的法治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让信息自由畅通，让资源充分流动，加大教育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公共用品投入，提高执政效率。
2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怎么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切始于信息流通。
美国著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阳光”为何是最好的消毒剂，这里有几个例子：
一是稳健医疗。
在疫情信息公开之前，这家公司宣布停止休假，全力赶工生产N95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
从2019年12月20日到2020年1月26日，稳健医疗共向社会供应了1.089亿只口罩、11.47万件防护服（可能还有部分存货）。
稳健医疗，或提前获知了疫情信息。
若最开始疫情信息及时公开，中国口罩及医疗生产企业像稳健医疗一样，增加产能，停止休假，赶工生产，相信口罩、防护服等关键防护物资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中国是世界口罩生产第一大国，最大产能每天超过2000万只。若按日产2000万只的产能计算，在疫情信息披露前的黄金一个月，企业可向市场供应6亿只口罩，这还不包括增加产能及增加进口量。
二是武汉华大花园。
这个小区1766户，无一感染、无一疑似（截止到2月9日）。
在疫情信息公开的1月20日，这个小区行动迅速，物业对小区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联系华中师大校医给小区住户发放中药、口罩和消毒药水；把米面油和菜送到小区住户家门口；呼吁住户不出门。
当然，这个幸运的小区或许有些偶然因素。但是，我这里强调的是，信息如果公开流动，“大社会”便会发挥作用。
大市场，定然催生大社会。美国、欧洲等都有着庞大的社会体系，如众多社区、公益组织、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等。
中国的社区其实就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如果疫情信息流动，全国各社区可按照本社区的情况，如是否靠近疫区、是否有武汉居住及旅行史、感染人数等，尽早采取措施、尽早隔离。这样全国各社区就不需要等到疫情已爆发，实施一刀切式的统一封闭式管理。
三是李文亮。
李文亮在同学群发布疫情信息，同学群属于一个“小社会”。虽然他没有广而告之，但至少能够促使这个小社会加强防范。
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医护人员早期发布的信息，基本都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三个医务工作者交流群。
如果疫情信息在医务群里传播，那么势必会促使医院及医务人员提高防范，避免医院内部集中感染。
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月11日，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其中5人死亡。实在令人痛心。
所以，在疫情面前，信息就是生命。
信息，一是个人产权，二是市场交易的条件，三是法治国家的基础。
可以这么说，先有思想市场，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近代科学、现代国家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开启思想市场，促进信息流通，然后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兴起。所以，只要让阳光普照大地，万物自然苏醒，进而催生一个自由流通的自然秩序。
这次疫情，给国人一个深刻的启示：信息的公开和流动，何其重要。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争议，信息公开到底归属个人，还是政府？
有人认为，信息公开，尤其是疫情信息公开，必须由政府掌控，否则谣言遍地，引发恐慌。
反对者则认为，信息的产生、公开及流动，都应该由个人掌握。
疫情期间，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被广泛流传。这篇文章是斯蒂格利茨1999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重要报告。
斯蒂格利茨是信息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他在文中认为：“透明度的提高是良好治理的核心要义……保密文化好像病毒”。
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政府搜集的信息，信息产权也归属公众所有。因为政府搜集信息的成本是公众支付的，类似于政府采购办公桌椅。
信息不完全可能招致委托代理问题。斯蒂格利茨将政府官员类比为公司管理者，公众类比为小股东。事实上，公司管理者掌握的经营信息远远甚于小股东，如果他们刻意隐瞒信息，则容易侵害小股东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被要求及时向市场公开信息。
当然，信息公开的反对者常以谣言为理由。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他们认为应该将信息发布权交给“智者”。
这里面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将人划分为智者与愚者。愚者容易造谣生事、传谣扰乱，案例似乎比比皆是。
但是，愚者因何而愚？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盛世妖术”的故事：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股“妖风”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突然席卷大半个中国。
各地传言有妖术师夜间“叫魂”，通过人的发辫、衣物、姓名来盗取人的灵魂，杀人以无形。
整个帝国惶恐不已，老百姓吓得魂飞魄散，各寻对抗妖术以保小命；官员疲于奔命，缉拿频频作案的“妖人”；就连乾隆皇帝也寝食不安，调派官员快速破案，以平复民心，揪出背后的阴谋。
今天看来，这故事实为可笑，帝国百姓被无中生有的“妖术”愚弄。但百姓的愚昧，不也正是帝国垄断信息的结果吗？
事实上，谣言并非止于智者，因为我们一无法保证“智者”不会主动造谣、垄断信息；二其实人人都不是什么智者。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谣言”、偏见、虚假以及不实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又译密尔）在其著名的《论自由》中说的很清楚。
他说：“对于任何不能一见即明的事物，一百个人中倒有九十九个完全不能予以辨别判断，而只有一人能之，且仅有的这一人，其判断能力也只是相对比较而言的；还有，历史上大多数盛名之士所持的诸多意见现在被知悉为错误，他们曾做过或赞成的很多事情现在也已经没人会认为正当。”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很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真相。强如牛顿的经典力学，也遭遇量子力学的挑战。
再如，最初八名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信息，如“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确实不太准确，甚至失实。
但是，失实的信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信息的绝对准确、正确，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有限的判断。
所幸的是，信息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信息发出后，哪怕是失实的信息，“竞争者”便马上会跟进，在公开、怀疑、争论、调查、研究中，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如“确诊或疑似SARS病例”的信息出现后，立即会引起媒体、公众、医院、专家及政府的关注、跟进。随着各种力量的深度介入，疾控中心派专家组前往调查，可以最快速度地排除“SARS”，最快速地确诊“新冠肺炎”，并告知公众。
即使疫情期间，也有各种“谣言”，当媒体力量相继介入后，谣言一一被击破。
信息市场与商品市场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信息不是一个静态的产品，而是一个在竞争中不断迭代、更新的产品。我们可以对各类商品确定严格的质量标准，但是商品质量体系不适用于信息产品。我们法律上能够界定哪类信息属于诽谤、诋毁、恶意攻击，但无法界定哪些信息是“次品”、“劣质品”。
所以，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信息公开，止于信息流动，止于信息竞争。
信息市场的竞争一定能够消灭谣言吗？
事实上，自由流动的信息市场，无时无刻都充斥着不实信息、不准确的信息甚至谣言。但是，这样的市场、这样的社会，为什么没有崩溃？
在信息市场中，信息，好比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编辑的“云文档”。参与自由编辑的人越多，竞争越激烈，个体掌握的信息就越全面、越真实、越深入，更能够建立理性思维及客观认知，提高信息的判断力和甄别力。
所以，恐慌并非源自谣言、不实信息，而是源自信息匮乏、信任崩塌。存在“谣言”的社会，才是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
3
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药
如果信息自由流动，如何确保主流媒体不被大势力控制？
信息竞争，是避免媒体被垄断的最好办法。在网络时代，很难确保媒体的中立性，尤其是自媒体的中立性。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正在淘汰那些总是报道失实、恶意中伤的媒体。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偏见、争论、失实，而是信息垄断导致的同一种声音。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党派之间、议员之间、白宫与美联储之间，争夺媒体话语权，经常相互攻击、相互揭底，甚至恶语相向。
但最终受益的是公众。不同政见人士及媒体相互攻击，公众越听越明，眼睛越来越锐利，可以避免信息封闭滋生权力寻租及卸责。
正如米尔顿所言，让谎言与事实交锋，让谬误与真理较量，就像让次品与真品在市场中竞争一样，人们才能在广泛的信息、充分的表达及激烈碰撞中逐渐回归理性，真理才能被大众所掌握，谎言才无处遁形。
这其实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之精髓：利己者公平竞争的自发秩序。
在市场中，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竞争的利己者，他们按照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此人人为己、相互竞争，整个社会的福利则最大化。
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应确保个体之间公平竞争、自由决策，而无需过度强调集体利益和人性本善。
为了更好的理解，我做个对比分析。历史上，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经济体：原始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我们对比一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国家治理模式。
计划经济包括农业计划经济与工业计划经济。在农耕时代，欧洲的领主经济与中国的自耕农经济都属于计划经济。我们一般称之为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但从经济学角度，小农经济属于农业计划经济。
农业计划经济，在农耕时代是一种进步的经济体。它同时规避了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风险。
原始自然经济体中，以狩猎为生，风险极高，今天打了一只老虎回来，明天可能就被老虎吃了。
到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逐渐掌握了打制刀具、器皿，以及初步的驯养及耕种技术。族群在长途跋涉中觅得富庶之地便扎根下来，建起围栏，筑起城墙，开启以驯养、耕种为主的农业计划经济。
这种经济体排斥交易。在当时，生产低下、物资奇缺、信息不通、货币匮乏，交易费用奇高，交易的风险比掠夺还大。与其冒险交易，不如消灭交易，这是当时东西方农业计划经济的历史选择。
久而久之，东西方都形成了一套基于农耕计划的国家治理模式，比如西方基于领主经济的封建制、中国基于自耕农经济的郡县制。
这套国家治理模式具备这些特点：信息管制、严禁迁徙、打击交易、排斥风险、压制欲望、集体主义、强权政治、宗教控制、宗族体系、等级社会，同时催生了传统政治学、传统宗教、传统伦理学、国家机器等等。
与市场的交易为生相反，农耕计划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以计划、控制、垄断为生的。
比如“士农工商”等级，给商人贴上“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的标签；同时，禁止迁徙和实施宵禁。目的是防止行走经商导致劳动力流失，以维持农业生产的稳定。
所以，从宗教思想到国家机器，这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
与“利己者相互竞争的自发秩序”相反的是，这套治理体系是“人为秩序”，强调压制欲望，宣扬性善论及集体至上。
为什么这套体系，不能释放个人私欲，不鼓励个人主义，不宣扬“性恶论”？
根本原因是，这套体系是一种“强人体系”。
在农耕时代，个体无法单独生存，只能将大多数权利与自由交给强者——族群、宗族及国家的领导者，以集体计划的方式谋求生存。
这套国家治理模式，不是平等交易体系，而是一个按计划生产、强人分配的权力体系。它无法包容个体的“恶”与私利，若人人彰显“恶”，这个体系则土崩瓦解。
本质上，这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及农业计划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如此一来，强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两端：
一端压制欲望。东西方宗教及统治思想都是“灭人欲”。农耕生产力落后，以存量争夺为主，压制欲望，强者可获得更多存量，同时降低物资匮乏的矛盾，容易维持社会稳定。
另一端鼓吹性善论和集体主义。在农耕时代，东西方的主流思想都是宣扬性善论、集体至上，打击私利。
我们讲“百善孝为先”，什么是孝？尊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孝，儿女早成年早结婚早生子，早传宗接代，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家族、宗族、国家的传承，以及农业生产的稳定。
农耕时代的国家治理模式，看似很强大坚固，但其实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本质上，这套体系通过严格管控、压制欲望来维持低效的生产。
千百年来，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几乎停滞，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如瘟疫、蝗灾、水灾，社会则容易陷入存量争夺的混乱之中。
农耕时代，这套国家治理模式怎么控制瘟疫？
几千年来，瘟疫反复降临，掳走众多生灵。这套治理模式在瘟疫面前可谓不堪一击。
表面上看，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快速封城封村，最快地控制瘟疫蔓延，但结果却陷入“有组织的无序”。
为什么？
这套国家治理模式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其目的并非保护个体的生命与财产，而是维护农耕计划生产的稳定，即地主阶级的利益。
只有当疫情威胁劳动人口及地主安全，这套体系才会发挥作用，但往往为时已晚。这套体系在瘟疫防御及治理过程中，反应迟钝、麻木不仁、隐瞒欺瞒、官僚主义。
又如，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教会告诉黑死病患者，这是天神下降的责罚。如此，患病信徒对教会更加忠诚，日日祷告，反复鞭笞自己的身体。
最终，红衣教主及神职人员也被瘟疫收走了，这时教会惊慌失措，信徒怀疑人生。
同时，这套体系压制了思想进步及科技创新，导致医学及技术落后，难以抗击病毒，甚至采取各种愚昧无知的措施。如让患病信徒周游各地成为行者，增加了传染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治理模式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过去依靠这套制度才维持了人口的延续，否则今天大多数人都可能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传染病没有把所有人都带走？
主要还是农业计划体本身的特性发挥了作用。这是一种高筑墙、低流通的经济体，村与村、城与城之间相对隔离，人口交流与商品交换极少，降低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及范围。
道格拉斯·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说：“只有当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但是，当预期收益达到时，统治者往往又会建立低效的强权制度来强化统治。”
所幸的是，这套低效的国家治理模式，最终还是被市场给击溃了。
与农耕计划经济的压制欲望、等级分配、强权控制相反，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特点是释放欲望、接受风险、信息流通、思想自由、专业分工、交易为生、反对垄断、效率至上、追求增量、公平法治，等等。
这套国家治理模式催生了近代科学、人文主义、经济学、民主政治、新教伦理、全球化社会等。
在农耕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模式起主导作用，人为主导社会运行、安排生产、决定分配；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起主导作用，市场决定生产与分配，国家治理模式只是起辅助作用。
农耕时代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体系，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个遵循自然秩序的服务体系。
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精髓是释放人性、保护个体。
人人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学习、研究、生产、创造、交换；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在市场中平等竞争、自由交换、各取所需，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当年，英国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发出惊人之语：“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曼德维尔被当时的学者痛骂，私欲的“恶之花”怎能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
私欲的“恶之花”结出公共利益的善果，需要一个前提：维护公平交易的国家治理体系。
如果奶企投毒不管不顾，只会历史重演。但是，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问题。
在维护公平交易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媒体相互争论，党派相互攻击，企业相互竞争，个体奇思妙想，无需过度强调集体至上、英雄主义。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生生不息。
经此一役，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利己者公平竞争的自发秩序”。
过去几千年，这个民族习惯了自顾自家、少管“闲事”，国企改革不管我事，资本市场改革不管我事，财政税收改革也不管我事。
很多事情可以混过去，但病毒会反复光临，它一次次地警告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必须发展经济，必须科技创新，如此才能跑赢病魔。
抗疫战，本质上是经济战、科技战，更是改革战。
李总说，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次疫情波及绝大多数国人，中国的改革派当以此建立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推动触及灵魂、触及利益的改革。
病毒是最好的检测盒，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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