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导演这种热爱才是让你感到最安全的，这是疫情都无法阻隔的安全。
撰文/空山
“他们有时候一见面先得互相挤兑挤兑，创作者不都这样吗？”
宁浩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终于打入了“坏猴子72变计划”的内部。
这是中国最受关注的青年导演计划之一，在过去近4年里推出了《绣春刀 II 修罗战场》《我不是药神》《受益人》3部话题性电影，还有《云水》征战国内外电影节。
影院歇业，行业停滞，这些导演在干什么？
宁浩第一次和坏猴子旗下多位签约导演文牧野、申奥、曾赠、白宇、王立凡、王子昭、吴辰珵、夏鹏、赵大地、周涤非、温仕培接受采访，向第一导演（ID:diyidy）全景式地展现了“坏猴子72变计划”从成立到如今疫情中的处境。
这个庞大的采访中，包含了坏猴子的日常和秘密。
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如果中国电影势必要出一批好导演，那么他们一定位列其中。
01
宁浩是第一吸引力，尊重是第一生产力
回到故事原点，好像没有哪个青年导演能够拒绝坏猴子递出的橄榄枝，因为宁浩的招牌实在够分量。
给《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影》做过视效总监的白宇“想都不想就来了”。
毕业于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的赵大地（《恶魔老王》《失眠症》），用“特别荣幸”来形容加入坏猴子的经历。
凭借《塑料金鱼》拿到北电摄影系金奖的吴辰珵，那年正好赶上宁浩当评委，主动找了她。她评价宁浩是“原创、本土化、艺术性和商业性总体水准很高的一个导演”。
吴辰珵《塑料金鱼》
连接中美制片界的周涤非，跟宁浩合作过《疯狂的外星人》，称宁浩“言必行，行必果”，“在变动这么大的行业里，他是说话算话的这么个人。”
当然，个人魅力不能当饭吃，一个导演的手艺和风格也不可能转移到另一个新导演身上，公司化运作一般也都有无情的KPI。
《云水》的导演曾赠，就接触了快一年才决定加入坏猴子。
她2014年毕业，正赶上中国电影热钱涌入的时期，市场一片红火。
凭借短片《一日英雄》入围十多个国际电影节的王立凡，回忆当时市场抢夺年轻导演的盛况——
“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放了个片子做完阐述后，一下台收到了三四十张名片。等你到了北京，去他公司聊，发现什么项目也没有。”
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有很多，也很少。
曾赠说：“能够真正给到你机会，能够真正帮到你创作的（其实有限）。最后加入坏猴子，第一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过来就可以很快进入创作，同时也给你很大的创作自由和宽容度。”
王立凡的观点也一样：“那是中国电影钱最多最热的时候，但坏猴子一直坚守着把导演当创作者。”
曾赠和王立凡
估计这套理念对申奥（《受益人》）来说还不算致命诱惑，他是被另一个逻辑说服的。
宁浩告诉他：“导演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批一批出的，你们就要做这一批人，互相搭梯子、抬轿子，一起往上走。”
申奥当时就信了。今天看大概是这么回事。
申奥
他的学弟，凭借一部短片《大无畏》成名的王子昭，加入理由就很简单了：“我主要就是看申奥签了。”
王子昭在《大无畏》中
这一批互相搭梯抬轿的人，有很强的共性，用申奥的话说：“都挺个性，都挺逆反。”
宁浩在签约之初就告诉过所有人：“我签你们进来，不是让你们成为宁浩，是让你们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02
互相挤兑，互相长劲
加入坏猴子，给每个青年导演都带来了直观的改变。
知名厂牌的背书，带来更多的行业关注和信赖。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宁浩跟我们说，他很少给新导演提意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太会。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非要这么干，我也不拦着。”
这一点很快被证实，几乎所有受访的导演都提到了平等、自由、尊重。王立凡说，宁浩更多是“引导你怎么找寻自己内心最喜欢的那个点”。
早期大家还能有点学生跟老师的样子，处着处着就成哥们朋友了。
宁浩亲自爆料：“创作人天马行空，往往是情绪间的对撞，有时候一见面先得互相挤兑挤兑，互相骂一顿。”
吵架是经常的，但也有“听老师话”的时候。
周涤非说：“几次下来都证明他是对的，这挺神，是个服气儿的过程”
申奥对这个过程可能有点上瘾：“最开始挺不服气的，后来挺期盼的，每次写完一稿心情很复杂，给不给他看呢？”
这几年里，他们都在坏猴子得到了不同的成长和帮助。
对于文牧野来说，宁浩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更快速地看清自己的状态，这一点特别重要。”
宁浩、文牧野、徐峥
王子昭把拍电影形容成盖房子，自己以前总想着装修成什么风格，但宁浩教会他先打地基立柱子。这也是很多青年创作者面临的“剧本结构”问题。
赵大地和曾赠很像，都对“职业性”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说：“学生时代可以胡思乱想、怎样都行，但真做项目时，很多人、很多精力都使在上面，责任更多。”
曾赠以前认为走电影节是自己唯一的路，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
宁浩对她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所有创作都是你跟世界对话的方式，你需要想好你在跟谁对话。”创作由此决定，而不是由某条固定的路决定。
申奥认为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满招损—谦受益—知耻而后勇。对他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练级”。
宁浩告诉他：“写剧本务实可能就务一年，务虚要务三年，男人太快不是好事。我为什么要拍？这个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比拍什么重要得多。”
吴辰珵原来学的是水彩和摄影，精于视觉，现在她认为自己在创作上的眼界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比如当下的国情是怎样的，在国情之下，观众普遍生存状况是怎样的，他们的情感共鸣和需求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材。他给你引导，让你自己推导出一定的方法论和规律。”
每个导演都有不同的成长，坏猴子把这些归纳为同一个标准“有想法，有审美，作品兼具本土性和当代性”。
宁浩对所有的导演，也只有一个要求：“尊重自己就行，电影到最后都是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03
疫情下的储备库，多元、坎坷和重新思考
疫情没结束，但创作一直在继续。
宁浩自己的电影，是即将开拍的《我和我的家乡》，跟《我和我的祖国》类似，多段式影片，计划国庆上映，宁浩担任总导演。
除了这片，宁浩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寻找我自己的创作方向，整个全世界都在气氛上有点儿变化，好像没有原先那种全球范围的开放，大家都有点儿紧张。”
世界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就变了，创作也要变。至于变成什么样，宁浩还在琢磨。
72变计划中的导演，项目进度各有不同，但多少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夏鹏的《南方无犬》本来是疫情前确定的项目，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重新找取景地、演员和剧组成员。
赵大地正在做一个抑郁症题材的短片，和他之前的短片《失眠症》相似，“讲脑子有问题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
他把分镜头的逻辑形容为做梦的逻辑，因为梦都有分镜头，“视听语言是很自发的”。
白宇的《越女剑》显得很出挑，改编自金庸的短篇武侠小说。当时他和太太去香港，面对面和金庸先生谈下了版权。
1987年亚视作品，《越女剑》迄今唯一一次影视化
影片可能会以“侠”为核心，进行奇幻化的展现。
白宇为《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众多大片负责过视效部分，是个实打实的视觉系导演，看剧本也是视觉系。
“我读剧本，宫殿、环境、打斗都需要出现画面。这个人从左边走到右边，我的脑海中他一定要走过去。该用10秒走过去，我要把那10秒给他。”
没定稿的剧本，他轻易不敢读。
疫情期间，在武汉经历发烧危机的吴辰珵，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
“以前会很小心翼翼，很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疫情让我觉得，人生无常，一定要抓紧每分每秒，怎么想的就去实现出来。”
她正在做一个女性题材，是类型化尝试，希望获得更多受众和共鸣。
周涤非在做的项目叫《小混蛋》，讲述一个丧夫女性的当代故事。他认为电影的第一属性是娱乐，所以整部电影有“过山车”式刺激感和反转。
曾赠的新片是一部奇幻喜剧，讲述父子关系。她比较习惯直觉性选择和临场发挥。
和而不同，申奥就觉得直觉不可靠，调研和数据更可靠。
他跟宁浩一样，不爱睡觉，精力旺盛，同时4个故事在操作，有惊悚片，有体育片，进度各不相同。
“因为在第一次创作（《受益人》）中吃亏了，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万一漏了，一篮子鸡蛋都打了。所以分开装、分开种。”
仅仅通过采访，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和决心。
“《受益人》的时候我没想得很清楚，新片我想得非常非常清楚。最基本的就是，我要把我对电影的认识放到我的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我所有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值，哪怕办不到，我要踮着脚，我要跳起来，我要努力地够，但别是一个我弯腰就能够到的。”
这部新片是关于一个人质的故事，偏动作感，或许可以好好期待。
王立凡除了一部短片，还有两个长片项目，拳击和地铁。他走得比申奥快点，已经开始考虑是否放弃“拳击电影”，因为那个点若即若离。
他喜欢的创作方式，是跑到商场里观察生活、观察别人。有时候明明吃完饭该走了，但会因为旁边桌很有意思，继续赖在餐厅。
王子昭就不琢磨出门观察生活，“现在素材搜集会比以前要方便得多了，躲都躲不掉。我朋友圈、微博都关了，也还是会获取信息。”
跟宁浩学完剧本结构，他讲自己的新片，特别条分缕析：皮是父子关系，深一层是中年危机，核是幽默。
他拍电影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取悦我自己，第二个取悦我（在电影艺术上）认可的人。
宁浩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是优质的就支持，不用去区分它是市场的还是艺术的。”
04
行业洗牌，残忍中带着希望
回到当下的疫情，电影行业的危机已经无需赘述，仅在第一季度，全国有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
电影行业的未来会是怎样呢？
白宇预测，自己在温哥华的视效公司会在下半年出现空档，因为上半年全球开机/完成拍摄的项目很少，可能要通过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完成周期相对短的项目来填补空缺。
王立凡发现，朋友圈里一些演员、副导演、制片，已经在疫情期间转行。
“现在是很惨烈的状态，这个行业从业者少了很多，但是留下来的，肯定都是真正爱电影的人。”
他同时觉得电影院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数年电影行业疯狂扩张，让他所在的小城几乎每隔1000米就有一个电影院。
但相当一部分影院都很小，只有五六个厅，大部分厅只能坐30多个人，银幕尺寸也很小。
“这些影院可能会被洗牌，很残忍，可能最后只有那些大的院线会留下来，但厅和银幕会更大。”
周涤非认为电影院受到了冲击，但一方面，对于很多视频网站来说，机会可能多于挑战。
王子昭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洗一次牌，把错误的、混乱的淘汰出去，留下来的，那就把电影还给电影吧。真正能干这件事的有多少人、有多少钱，就让他们来好好干就行了。”
宁浩说自己不敢枉谈电影市场的变化，但他觉得高度市场化的方向、高度投入铺设乡镇农村影院的方向，会暂时放缓。
“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事就转折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这才符合戏剧原理。”
他觉得疫情所助推的，是更多线上活动被展开。宁浩也不太同意，用30年代经济危机催生了好莱坞电影业，来预测今天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那个时候的电影业是今天的电影业吗？肯定不是，年代不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院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那么今天能真正受益的是电影业吗？我不太觉得一定是。这才符合戏剧规律。”
从创作层面来看，文牧野觉得改变不会很大，“中国电影这几年一直都是内容更好、更精品化的趋势，并不是疫情会让内容变得更好，而是趋势本身就存在。”
申奥认为创作者都希望生在大时代，现在就是真正的大时代。
但他觉得疫情相关的、优质的剧本/著作可能不会立刻出现，可能会在几年或多年之后涌现。
他猜测疫情可能会催生两种极端，一种是投机主义，一种是坚守古典，“我肯定是守旧的”。
宁浩觉得，除了行业，电影本身也走在一个分水岭上，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立刻说清楚。
“现在其实把电影全部打碎了、肢解化了，很多部分被分解到互联网。那么肢解化之后电影更适合进行的空间是什么？电影本身所承载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
一场疫情，确实让电影行业的很多变动点汇集到了一起，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难以想象。
从武汉平安回来的吴辰珵觉得，在疫情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劫后余生感觉，或许会更加珍惜这个行业。
赵大地和朋友们互相打气，可能今年很多项目难以开机，那就希望2021年和2020年，会否极泰来，百花齐放。
拍电影不只是情怀，还得动脑子。不只是动脑子，还得有情怀地动脑子。和12位导演挨个聊完，最令你信服的，是他们爱定了导演这个行当。
这种热爱才是让你感到最安全的，这是疫情都无法阻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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