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独家| 中国第一部院线疫情电影，难在哪？文娱 | 2021-01-27 10:26 第一导演

导演视角中的这个世界好像刚刚打开，会再潜心钻研一阵子的。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当时也有很大疑虑，倒不是纪录片和剧情片在创作上的不同，而是这些素材不是我拍的，我不知道素材是啥样；第二，这些素材是做新闻栏目，并不是专门为了做纪录片电影而拍摄的，镜头语言不一定适合做电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我导师、谭霈生先生的‘情境论’、南加大电影学院的‘序列编剧法’以及好莱坞运用率最高的‘救猫咪’节拍编剧法。三幕八个序列十五个节拍，节拍点是不是够，如果不够，我们再补，再替。”

“你问我有没有跟其他民间拍摄抗疫纪录片的导演接触，交流交流？实在没时间。另外，我转行过来也不久，年纪大了也不爱交往，所以没那么多圈内朋友，现在我认识的导演只有几位，我的朋友大多数还都是警察（过去的同事）。”

真的，一开始你很难想到，中国第一部登入影院的抗疫纪录片，导演曾是一位警察，一位在戒毒所工作六年，做过国庆和奥运安保，总共干了11年的警察！

而她的转行处女作，不是公安题材，是给郭在容撰写《我的早更女友》剧本。

从去年4月开始，在顺义闭关的5个月，带着十几个人，捋着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

它既需要早已背熟于心的方法论，也需要充沛的感性和第一直觉，这种直觉，还不能反噬方法论，同时，它可以不牵扯到更多支线或覆盖面，因为主角，就定位在病房里的普通人。

导演曹金玲，外在上是一个很普通的导演。

导演曹金玲

她的《武汉日夜》，也不是锋利的刀尖。

作品试图努力回到一种简约的自然主义上，它没有冲着社会复杂性一路擢筋剥肤。

这只是中国第一部抗疫电影，这也是曹金玲第一部导演作品。

都只是引个路。

硬核难度

十几个人集中在顺义五个月，分三个组挑人物线，看1000个小时的素材

4月份电影找到我的时候，我导演处女作《莫尔道嘎》刚剪好，有给过我的一些很熟的朋友看，包括《武汉日夜》的出品方，他们看了后就说，有一个武汉抗疫的题材，想做纪录片，你有没有兴趣来导？可能是一个巧合，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当时我也没在北京，我们就打电话，沟通了目前素材的情况。当时素材已经有400多个小时了，问了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故事，受触动的有哪几个人物，哪几个点。从内容上来说，肯定是非常值得以纪录电影的形式留存下来的。

但当时也有很大疑虑，倒不是纪录片和剧情片在创作上的不同，而是这些素材不是我拍的，我不知道素材是啥样；第二，这些素材是做新闻栏目，并不是专门为了做纪录片电影而拍摄的，镜头语言不一定适合做电影。

后来他们把素材邮寄给我，挑着看了一些。即使当时我在新闻、自媒体已经看到过大量关于武汉疫情的各种报道，但素材内容依然让我非常触动。这时，湖北电视台也参与进来，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想千余小时的素材，我们总会有办法剪出一部电影出来。

约定的创作时限很紧张，所以在创作之初，我并没有一下子投进素材里。出品方1905影业他们做得非常棒的是，在我进入前，主体素材的时间码及人物台词誊写（transcript）已经整理完毕，这在时间上至少给我省了一个半月。

我就跟我们的团队布置，实际上是三个组，每个组有一位副导演、一位剪辑，他们分头去捋素材，一帧一帧地看。我先看transcript，捋出影片的主要人物及大情节线。

我每天跟三个组沟通，两大标准，第一，甭管镜头怎么样，画面怎么样，技术怎么样，人物直接打动你了，挑出来放线上；第二，把本身能讲故事的画面，把有这种基础的挑出来，哪怕空镜也好。

等全片大结构出来后，我们先看挑选出来的画面，剪辑指导上手剪辑，我和导演组一起再完完全全过一遍素材。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完成时间，也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画面。

就这样，从接到这个项目开始，我们十几个人，就集中在顺义的一个小院子里，谁也不回家，日日夜夜地工作，很多次开会也是出品方到顺义来找我们。

我们创作的效率还是很高，6月份出来了有效素材线，基本上有三个小时的长度，7月份的时候有第一个正式版本，两位剪辑指导分头工作，7月底都已经有四个版本了。

《武汉日夜》剧组，右三为导演曹金玲

高效方法论

最愉悦的是和出品方在主题选择、审美方向上相契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大家已经在电视里，在自媒体里看过无数疫情的东西了，那拿什么、凭什么让大家去影院看？虽然原料是新闻素材，既然要做成纪录电影，那电影的本体要求和创作规律我们一定得尊重、重视，要尽全力呈现出电影该有的形式感，不辜负观众的一张电影票钱。

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transcript上开始编织大的结构，其实这是编剧的工作，我本身也是剧作老师，之前也做了一些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我导师、谭霈生先生的“情境论”、南加大电影学院的“序列编剧法”以及好莱坞运用率最高的“救猫咪”节拍编剧法。

我们跟“救猫咪”全球首席的老师Jose在一起创建了工作坊，一年一次，一直在北京，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浪费很长时间，把人物挑出来，把大的情节点勾列出来，然后就开始做出卡片，三幕八个序列十五个节拍，进行纸上剪辑（PAPER CUT），在什么样的节拍点是不是够，如果不够，我们再补什么，再替什么。

我们第一次就这样跟出品方做汇报的，几个人抬了个大黑板到会议室，像华容道一样在上面做编排，哪个点大家商量后觉得不ok，好，撤掉，还有一堆备选，这么一厚叠，换。等这一步基本确定后，再进行线上剪辑，再不断地动态调整和修改。

你问我有没有跟其他民间拍摄抗疫纪录片的导演接触，交流交流？这次创作时间太赶，实在没时间，我们是4月底入组，当时还想着十一就完片，我们确实也是十一左右定的剪，期间几乎是创作组自我封闭情况下日夜不停做了五个多月。

另外，我转行过来也不久，年纪大了也不爱交往，所以没那么多圈内朋友，现在我认识的导演只有几位，我的朋友大多数还都是警察（过去的同事）。不过我们导演组两位副导演本身都是纪录片导演，两位剪辑指导李博和黄子墨都是非常厉害的纪录片剪辑师，都入围过奥斯卡、金马，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

我们版本中，有三个不同开场画面，三种不同的方式，有一上来就很重的，有客观的写实的，最终选的现在的开场，在纪录片、在诸多写实的画面里，我依然想要写意的部分。记得读书时，有美学家评论契科夫的创作风格时说过，“无限逼近人类最真实的语言最终形成了一种诗意”，我们也尝试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们全片在剪辑中着重的点，是希望留白，把一部分空间留给观众。这个也是我之前几个月和廖庆松老师剪辑《莫尔道嘎》时，廖桑教我的。我们不要剪得特别满，只剪了八成，八成五，有的地方到了九成，给观众情感投射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和我们剧作上节拍上的要求要辩证统一，比如到了第二幕结尾这个节拍点，必须要砸下去，才能触碰到观众的情绪低点。但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还是用八九成的力，那个力是往回收。这个力道有点玄学，没什么标准，纯感受，李博、子墨和我有这个默契，彼此印证着、尝试着往下走。

所以与开场相应，我们影片的结尾也如此应和。我们之前比较写实开头的版本报到出品方电影频道的时候，影片总策划、总监制平久主任说，看着倒没问题，但觉得开头还不是那么太意外，没毛病，但不意外。

后来我们把这一版带过来，一下子就过了。所以合作起来，最愉悦的还是创作团队和出品方、制片人在审美取向上相契合，我们主创团队就放得开了。不然如果我觉得好，你觉得那是啥玩意儿，合作起来多难受。

剧组合影

凡人，奇迹

去落葬左拐的车和结婚直行的车剪辑在一起，想说的是，人生无常的路口，天堂左转，幸福直行

我进组那时候，武汉疫情控制住了。但是，我们前线现场导演和摄影师还在拍，他们是一直拍到了8、9月，然后我10月份我又过去拍，做彻底的收尾。我跟前线是不联系的，因为不想干扰他们，整个过程是边拍边剪，边剪边拍。

开篇，石长江老人躺在病床上，旁边有一个收音机，来来回回播放大孙女和小孙子的声音，他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丧失自主呼吸，非常严重了，从医学上说醒过来的几率非常小。

录音机这种特殊情境特殊的陪伴，对我们触动极深。我们剪的时候，老人都没有醒过来，商量了很久，我们还是决定采用。我们前方摄影师也非常有默契地持续跟拍着。后来，好消息不断传来，他在昏迷了71天之后，恢复了自主呼吸！老人转院了！老人回家了，终于和家人团聚了！

那时候，录音机里，小孙女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耳畔：经过一整个漫长的冬天，我家养的蓝莓树复活了，还发出了新的芽呢。对于重症监护室里的病患，对于疫情中的武汉，这是多么朴素和美好的愿景啊！

另外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李超，他是最让我们揪心的，让我们心疼。

他是出租车司机，他奶奶90多岁，把他从小带到大的，他们一家人四代同堂住在一起。李超在工作的时候感染了病毒，然后他的家人先后感染，在他治疗康复的过程中，爸爸、妈妈、奶奶相继离世。为了他的康复，医护人员和摄影团队选择了隐瞒。

李超病情好转后，还帮社区居民买肉买菜，当志愿者，最后高高兴兴出院，在隔离酒店里，家人和拍摄团队商量后，告知了他这一不幸的消息……

前方最难的是，摄制组在拍他的时候，已经知道他家人去世，但是没有办法告诉他。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康复，万一他崩溃了怎么办？

前一段时间，我和现场导演、摄影师见了面，第一次说起这事。我们仨真的是哽咽得说不下去，海燕说，当时她弄不下去了，在隔离的环境里跟拍了那么久，早就像亲人一样，心里太痛，拍不下去了。

前线那30多位摄影师和现场导演，真的也需要一个关怀。

看素材时，我还觉得有些人物线明明特别好，怎么到后来就拍没了？心里还有些埋怨，其实是那个人转院了，转院几天后，就去世了……作为拍摄者，他们其实工作是很难进行下去，像刚才说的石长江老人醒过来，多让他们开心，可以说是喜极而泣！

但是很多眼泪都流在心里面，我们现场拍摄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又缠保鲜膜，又失焦，有的时候我看那个镜头还抖，我说你咋就不能稳点？他说不好意思，我哭了……摄影师是一边哭一边拍。

最近看大家评论，说画面有失焦、运镜不稳。这个的确请各位谅解一下。前方摄像师为了保护机器，防止沾上病毒，全部都用保鲜膜包得死死的，镜头也包着。不包的话，出去就得拿酒精消毒，没几天机器就用不了了。摄影师也带着护目镜，都是汗珠，基本上都是靠感觉在拍摄。前方很多摄影师真的拿命在拍，他们有的时候奔跑追拍，防护服就撕裂了，那就等于暴露在病毒中了，还是在拍。

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心里上的压力。拍李超这个人物也是这样，他刚出院，转到隔离点，然后海燕要去酒店告诉他家人已经去世的事，但谁都不敢进门，很多次想放弃，不拍了吧。但进去之后，你看到李超没有失控，他就坐在那里，可镜头却摇晃得太厉害，因为海燕他们抑制不住了。

最后，等李超隔离结束，他们一家人在墓地里，把爸爸妈妈奶奶落葬，他们拍摄了整个过程。第一次剪的时候，我们挑了一个镜头，十几位家人亲属站在那，悲戚的哭着，中间有个大铁桶，李超烧纸，没有什么表情。纸烧完了有那种飞出来的小片片的烟，他的孩子少年不更事，手臂来来去去，呼撸烟。

后来这个镜头没要，李博选用了更为打动我的画面。李超选墓地，说我们一家人，在这团聚了。

而在之前去往墓地的路上，李超和孩子对话，孩子太小了，并无过多的悲伤，知道奶奶她们去天堂了，正好车开到要往左边拐，孩子跟着说了一声，“左转弯。”我们连接的一场戏其实是王紫懿、王震去领结婚证，她们的车是一直直行。之所以放在一起，是觉得就像是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不知遇见什么？天堂向左，幸福直行。无论抱持悲伤还是欢欣，生活都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