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互联网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展示其参与和推动公益事业的力量。

1995年，山东姑娘杨晓霞不幸患上肌肉溃烂的怪病，从老家小村镇诊所到省城大医院，她和家人多番求治，却始终找不到病因所在。

一些互联网极客得知杨晓霞的遭遇后，通过组建消息组和电子布告栏的方式，自发参与救助这位山东姑娘。这起通过网络获助的案例在当年引起巨大反响，杨晓霞累计获得了87万元社会捐款。据媒体报道，在扣除合理必要的花销外，杨晓霞家人把剩余的45万元又捐了出去。

这是中国互联网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展示其参与和推动公益事业的力量。

1999 年，天涯论坛正式设立天涯互助板块，首批民间互助论坛由此诞生；2006 年，各大门户网站也开始相继设立公益频道，延续至今；2007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成为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

此后二十年间，互联网在扶危助困等公益慈善方面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

汶川地震期间，一则相关的QQ新闻弹窗牵动了成百上千网友的心，纷纷进行互联网募捐，这让腾讯感受到，有实力捐钱的企业很多，但腾讯不应该止步于捐钱，更要发挥互联网的力量，由此成立了腾讯公益平台，依托流量，为公益组织募集善款。

自此之后，互联网化公益形式越发多元创新，运动捐步、购物捐钱、免费午餐、线上植树等等新互联网公益玩法层出不穷，迅速壮大成全民行动，影响力越来越大。

相比传统公益慈善行业，数字科技本身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慈善资源；而这种慈善资源的提供者正是那些为公益组织数字化转型助力的科技企业。

科学技术的兴起是推动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要因素，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曾对外披露过一项数据，表示其每年筹集资金的70%以上，都是通过互联网途径，如微信、支付宝、银联等移动支付技术实现。

传统中“达者兼济天下”的公益理念，正在被互联网改写为“指尖公益”、“人人公益”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疫情导致的线下公益项目停摆，开始真正让传统公益组织意识到数字化的应用价值，协同在线办公和远程视频会议等便捷功能在全社会广泛普及。

但在后疫情时代，公益生态在迎来数字化融合新机遇同时，也面临新挑战。腾讯公益平台联合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抽查了参加过近两年99公益日的其中20个项目，虽然近七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于数字化有需求，但矛盾的是，66% 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的金额仅在总募资额的 1%。对于机构们的有心无力，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人才、资金、产品等多方掣肘。

腾讯4月19日的第四次战略架构升级，将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列为公司的重要战略，首期500亿元投资中，公益数字化就是重点方向之一。

“当大众对互联网公益产品日趋熟悉，更大的命题也随之而来：整个公益行业该如何进一步加速数字化？”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在近期举行的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表示，在社会需要、民众期待之间，“公益数字化”成为尤为明确的目标和使命。

2017年9月， “小朋友画廊”一元钱购画的公益活动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刷屏。那是2017年“99公益日”中的一个项目。

活动从一群自闭症儿童绘制的画作中挑选出36幅，用户支付1块钱“购买”一幅画的高清电子版，而这1块钱则会被捐给腾讯公益、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

据官方统计，有超过581万人买了这些画，筹得金额超过1500万人民币，善款被用于帮助患有精神智力障碍的上述特殊人群改善生活。

当时28岁的脑瘫患者小龙，被挑中了两幅作品入选——《在世界尽头相遇》、《热气球的冒险》。在后一幅用手指完成的丙烯画作品中，描绘了热气球飞过丛林的场景，仿佛是小龙自我憧憬的冒险故事中的一幕。

“小朋友画廊”不仅提供了一次“人人可公益”的操作样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以强扶弱的优越感，让其回归到更为平等的商业交换行为，“让被捐助的人不用因此而觉得愧疚，这才是这次活动最大的意义。”有网友总结道。

无论是模式创新还是科技力量，公益都需要具备“人性的温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参加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中发言指出，全社会要“从我做起”，仍需加强公益的深度，重新理解“公益救助”的意义，走进弱势群体的内心深处。

一条相关负责人认为，每一个公益善举的背后大多都有一段悲伤的故事，但是激发大众谋求共情的着力点，不应该是刻意宣扬悲惨遭遇，而是致力于传播希望的火苗，这样才能让公益传播深刻久远。

2018年，在“人人公益”基础上，陈一丹再提“理性公益”，认为仅基于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往往流于一时或一事的付出，却难以持久；而如果技术并非用于“向善”的事业，其负面影响会被加速放大。

彼时，在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下，公众互联网公益热情日益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两年前的罗尔事件等知名行业事件，也让普通公众的热情遇到了一盆冷水。理性公益则是希望每位捐赠人做公益不仅是一腔热情下的情感主导，更应该是经过理性评估后的慎重行为。

“真正的理性公益需要在思考和平台做好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引导捐赠者抛弃施舍心态，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与道德要求间找到平衡，让人们理解与尊重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和逻辑，让善意结出善果。”陈一丹指出。

这种观念跟马化腾倡导的“科技向善”颇有共通之处。马化腾曾提到“如果互联网公益是一个‘产品’，那它的KPI和价值从来不在于筹款金额的多少，而是如何去激发人们的向善之心和连接之力，在带来透明、流畅、有趣的产品体验的同时，将每个小小的善念汇聚为浩瀚洪流，让使用者本身和世界也一起变得更美好。”

马化腾

及至2021年，后疫情之下，数字化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科技应用方向。这届互联网公益峰会则以“数字共建 公益流深”为主题，开始寻求公益数字化建设的多方共识。

谈及“数字化公益”主题，在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看来，经过了PC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发展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公益高速发展的十几年背后，并不仅仅是好人好事这么简单，而数字化就像是之前的互联网连接功能、移动支付等，是推动公益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需要把这个重要话题拿出来放在峰会上与公益组织一起探讨与思考。

这也是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着重提及公益数字化目标的意图所在。数字及智能化技术已将公益推上新时代的起跑线，而公益峰会希望公益机构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与旁观，更要主动应用数字化的能力。

“找到数据，通过挖掘知道怎样的服务能够被用户和网民接受，怎样的模式能够聚拢一批爱心。”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燄提出，针对公益机构数字化解决方案包括对外沟通、底层数字化能力提升、诚信体系区块链建设等，让公益组织跟商业企业一样具备数字化能力。

但现实状况是，中小公益组织囿于资金、技术和成本等因素，拥抱数字化正在陷入“两难困境”。

郭凯天在解读《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中提到，尽管中国的公益组织已经摸索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对数字化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起点还是很低，需要着重提高投入、能力、工具和技术的供给。同时在实践方面提高信任感、提升专业度、加快敏捷性。”

主营环境生态保护公益项目的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巴渝公益”）， 大部分项目都需要依托线下完成。疫情影响下项目实施被迫推迟。巴渝公益负责人郑建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谈到：“人群不能聚集，项目无法开展。但任务却是确定的，人员及其他成本都是固定在支出。”

将线下项目完全转变线上，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而且很多中小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不强，机构又养不起专家，尽管知道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形式传播效果更好，但从选题、策划到制作的人工成本，是郑建难以负担的。

互联网给公益组织赋能是好事，但公益组织学习开发运维，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巴渝公益的遭遇并非个例。疫情期间，以线下项目为主的执行型公益机构，都遭遇收入锐减、项目停滞和人才瓶颈等问题，这也被腾讯基金会视为疫情之下公益组织面临的三大困境。

有专家给公益组织渡过疫情列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生存下来；第二，提升能力；第三，在互联网公益快速发展中能够尽快转型和提升。

公益数字化有望为这些公益组织转型提供破解之道。恩派（NPI）创始人吕朝在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公益峰会上曾发出提醒，认为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是比新冠疫情更大的“生死考验”。

如果疫情是一只不期而遇的“黑天鹅”，那么数字时代则是一头迎面走来的“灰犀牛”。吕朝认为，大多数机构都还没有意识到数字时代的危机，更谈不上有效的应对。

《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详细列举了当前阶段公益组织存在的问题，和迎接“数字化”转型上的不足。

一方面传统公益组织仍在实行粗放运作模式，公益从业者通常身兼数职、琐事缠身，导致公益服务人效比低，公益人才流失率高，流程缺失不标准，知识生产无沉淀，严重限制组织运营效率。

调研报告显示，从公益组织的员工规模来看，全职员工为1-5人的机构相对较多，近八成的组织全职员工规模小于20人。近五成的公益组织兼职或志愿者团队小于30人。这其中，还涉及人才不匹配、数字化专业人才缺乏，数字化转型技术门槛难以逾越的新问题。

另一方面，公益组织的部分数字化应用呈现不均衡特点，在传播和筹款环节领先，而核心项目环节滞后。同时公益组织普遍存在数据收集规范性不足、数据分析能力弱、行业数据分散独立等问题，“沉睡数据”与“数据孤岛”依然未解。

调研发现，四成公益组织没有统一的数据收集和存储标准，接近九成仅能实现部分数据的管理，正如一家平台型机构所说，“目前组织内部只是信息的沉淀而非数字资产沉淀”。

上述问题的缠绕，使得中小公益组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往往局限在向公众或受益方披露，和研究之用，对于更为重要的决策、指导开展服务，甚至仍然靠“拍脑袋决定”，某公益数字化产品供应商负责人说到。

吕朝预言，能抓住数字智能时代“红利”的组织将成为“幸运儿”，反之将被淘汰。而对中小公益组织来说，则陷入了越没钱投入数字化转型，组织运行越没钱的两难境地。

生存、壮大、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如同悬在公益组织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也是过往五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一直致力于解决的行业难题。

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加速公益数字化生态共建共享，不仅是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更是帮助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一套未来方法论。

传统公益的上述痛点，正在成为数字化的起点。

具体到公益链条上的各方，平台型组织也在尝试整合软硬件服务商，用模块化的产品和服务方式提供公益数字化解决方案，规模化提升中小型公益组织的数字化水平，降低技术公益门槛。

同时输出数字化扶持能力，包括技术能力、传播资源、IT志愿者资源、流量资源、服务资源、培训资源等，形成各方力量的协同互补，共同助推小型公益组织数字化转型。

这方面，腾讯起到了表率作用。继2020年腾讯公益平台技术团队推出“公益SaaS计划”，将云计算和大数据开放给公益机构外，腾讯基金会还在去年99公益日期间，将腾讯公益平台升级设立“科技公益计划”，向外输出公司内外部的科技志愿者人才，降低中小公益组织的高昂IT成本。

在增加公益项目透明度方面，腾讯公益率先将平台上的所有公益项目的进展和披露，都应用了区块链技术。这些信息可溯源、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息全程可追踪，从而保证每个公益项目都在阳光下运行。

在葛燄看来，“科技公益计划”还是为了探索公益慈善的数字化创新，推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头部公益组织应该引领探索数字化先行范式，将已应用的数字化产品开放给公益网络合作伙伴或商业化方式推广，带动中长尾公益组织的数字化发展。

技术服务商也需要当好消弭公益数字化认知鸿沟信息差的有效数字化咨询角色，多点耐心陪伴公益组织的数字化成长。

对中小公益组织来说，当下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纠结要不要进行数字化转型，而是要尽早转变思维观念，好好思考该“往哪里转，怎么转”的问题。

但同样需要认识到的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过去十年间受益于互联网的腾飞，中国公益事业，不管是捐赠额度、还是组织数量，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也反过来给行业规范、行业良性发展等方面制造了新问题。

正如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所言：新时代需要大公益观，新公益观，创新公益模式，推动公益创新，“科技向善”的互联网则是公益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公益也在反过来成为科技的软约束力。“公益与科技，一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切入口，一个是解决问题的最强有力工具，两者应该不断融合”。

通过公益行为来获得国民的喜爱，正在成为更多科技企业获得认可的欲望，财经作者吴晓波观察指出，过去企业在参与公益行动时只能通过单一的渠道进行，“如今，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快速的信息传达和交付，让公益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上述结合的最新样本是腾讯SSV事业部（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ustainable Social Value Organization，简称 SSV）的组建，这场发生于4月19日的架构调整，被外界视为腾讯的第四次组织战略升级。

至此，历经23年，腾讯终于将社会价值创新从暗线转为明线，摆在与商业价值创造协同发展的同等重要地位。

于2015年由腾讯发起的99公益日，成为腾讯SSV贯行可持续公益的试点。2021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99公益日”的热度将从之前的三天逐步延伸到全年，让每一天都有“小红花”的温暖。

今年520活动，即为试点之一。葛燄表示，在2021年，腾讯基金会希望“通过负责任的数字化能力建设，让公益更有力。”

历经迭变的互联网公益峰会，不仅希望借助520，送出一朵朵小红花，也希望借助向善的科技，打造这个时代的互联网公益“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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