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经纪人与私立教育技术行业、公立学校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教育技术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教育技术「经纪人」（Edtech broker）是一种在商业教育技术行业和公立学校之间运作，并为甲方的教育技术采购和安装应用提供指导和实践依据的商业组织。该类组织由评估和决策专家组成，在学校的教育技术采购与应用的实践中扮演着联系机构的角色，同时为其代表或经营的商业教育技术公司塑造市场前景。

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经纪人」，这些中介机构和专家拥有着调动数据和平台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并且掌握着「证据制作方法」，以便为教育技术提供「什么才好用」的证据，能够展示教育技术的实际影响力，并为广大教育界决策者提供教育技术采购实践的经验指导。

尽管教育技术经纪人代表着教育技术市场与公立教育体系之间一种崭新的连接点，但人们对这些组织的目的、实际采用的技术，以及他们能够对学校产生的具体影响了解甚少。时至今日，教育技术经纪人则成为了一个需要被行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给予更多关注的「黑匣子」。

以示关注，鲁汶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颁发奖项资助了笔者为期四年对教育技术经纪人在教育行业中崛起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将审查并将教育技术经纪人业务概念化为一项跨国政策议程的一部分，以达到将教育技术嵌入教育之中的目的。该项目还将审视并概念化教育技术经纪人在具体国家背景下的运作状况，以及他们对学校的实际影响。该研究将基于并推动教育从业者在教育领域的数字平台及教育技术市场中的共同利益得到增长，并唤起人们对数据密集型治理和数字化知识生产的广泛关注。

为此，笔者选定了许多教育技术经纪人进行调查。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技术基因组计划(Edtech Genome Project)」。该计划为美国教育技术证据交易所(Edtech Evidence Exchange)在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和斯特拉达教育网络(Strada Education Network)的合作支持下开展的「一次全行业齐心的努力，旨在探索『教育技术有哪些、其作用对象，以及其作用机理』三类问题。」该公司正在建立一个数字共享平台，使教育决策者能够接触到平台上的有关教育技术应用的相关数据和分析结果，以此赋能学生的学习，并号称将为学校在「相对不堪入目」的教育技术支出上节省数十亿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笔者预计，在未来几年，交易所一类的教育技术经纪公司将成为教育领域中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平台和市场参与者。

在教育界因新冠疫情而警笛长鸣的背景下，教育技术中介的作用、重要性及地位已然显著提高：他们具备整合专业性知识的能力，能够就当下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技术向各大学校提供建议，以解决所谓的「学习滑坡」或「滞后于政府指标」等问题。

这些竞争力方面的进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教育技术经纪人的升格所反映的是社会上已然出现的诸多现象：私营技术公司在扮演政策影响来源（受外部咨询机构、智库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角色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参与进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统；新型「应用证据生产链」的兴起，其中包括「什么产品最适合您」推荐中心以及「产品为您带来什么」推荐项目；与教育技术经纪人行业相关的评估与教育行业证据专家近日与日俱增、层出不穷......

然而，尤其在新冠疫情拉响教育界警笛的当下，教育技术经纪人已开始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支持学校在后疫情时代的创伤恢复，并以创建切实可行的项目和平台为方法论促使这一愿景落地。如今的教育技术经纪人，他们不仅为自己赋予了教育行业的评估及证据专家的身份，抑或是私立企业与公立教育之间连接节点的使命；他们还是促进教育行业变革的中间机构载体，能够就合适的机构路径、产品购买等问题为教育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他们丰富的个人见解。

笔者将教育技术经纪人初步分为两种类型：

大使经纪人(Ambassador brokers )代表某一种技术供应商或特定的行业参与者样本。他们通过为特定的供应商产品（包括谷歌和微软等全球技术供应商产品）提供销售、支持和培训，作为支持型中介机构，将平台和服务扩展到学校。

搜索引擎经纪人(Search engine brokers)的作用类似于一种「人形公开门户网站」。他们为所服务的学校提供有关各种教育技术质量和作用效果的证据，以促使该学校形成教育技术采购决策。他们更像是为教育从业者提供「教育技术效果市场」中「有效产品」的「社会证明」的一种人形自走可搜索式数据库，能够使学校工作人员轻松接触到一些「教育技术『货比三家』报告」以及一些评估、评论材料。

教育技术经纪人代表了国家教育组织方式的重大变化。这两种类型的经纪人无外乎作为或通过一些采用数字化手段来提供服务（或部分服务）的平台来运作。他们（教育技术经纪人）在扮演教育系统快速数字化转型的典范的同时，也充当着转型的催化剂。

教育技术经纪人更是一种全球现象，由国际组织、慈善机构、国家政府机构和私人公司协会资助并倡议，代表着跨国和跨行业改革的雄心壮志，将教育技术嵌入学校教育系统之中。

教育技术经纪人都利用「证据」和「科学评估」，这让有关教育技术的信息对学校的决策者来说更加富有吸引力，也更加唾手可得。因此，他们正在寻求专业性知识资源的方向性转移，以为学校的决策提供信息的方式，使学校的决策与特定的技术质量、技术效果、技术适用性评估标准方向契合。更确切地说，教育技术经纪人象征着新型专业人士和教育领域新专长的崛起。

总而言之，我们将教育技术经纪人视为公立教育系统中的新的经纪人角色，他们正在改变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在教育技术方面思考和行动的认知框架。教育技术经纪人不仅综合性地指导用户的决策过程和认知；他们同样有助于构建特定形式的教育，并使特定形式的教育可见、可知、可思考，最终成为可落地的可行案例。

笔者进行的为期四年的研究项目通过打开教育技术经纪人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的「黑匣子」，考察了教育技术经纪人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和教育专业化的新形式的跨国扩张，并对其实际操作和具体效果提供了近距离的实证检验。未来，笔者将利用一个社会拓扑框架来进一步研究教育技术中介的政策生态系统、平台交互界面和数据实践，以及他们对这些服务的学校用户的影响。

无论是出于学术目的还是教育领域本身，探索快速发展的教育技术经纪人都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技术经纪人正在汇总知识、专家意见和实用平台，其中这些平台将被用以改写后疫情时代教育的本来定义。由于他们作为特定学校和教育技术公司世界之间的连接中介的地位，经纪人将教育技术公司和教育机构的目标转化为共同的、具有特定背景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重新编排、重做、重组和重新思考教育的定义或可能的定义。

未来，该研究项目将不再在把教育技术经纪人作为一种跨国际新型现象来看待，而是将目光逐渐转向教育技术经纪人在现实中的「社会生活」，深入研究他们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对学校决策的影响。而就目前研究结果看来，在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家均已观察到「大使经纪人」和「搜索引擎经纪人」积极寻找机会、干预学校对教育技术的采纳与使用的活跃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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