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新冠后遗症有多可怕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另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来以偏概全呢？

3月13日，在英超第28轮一场关键比赛里，曼联主场3比2战胜热刺。这场比赛中已经37岁的C罗完成帽子戏法，表现神勇无比。

赛后在夸赞C罗的诸多评论里，我们注意到这么一条：C罗早在2020年10月就感染了新冠。那是最早也是最强力的一批病毒，并且当时还没有疫苗。但如今在C罗身上好像完全看不到新冠后遗症的影响。

当然有人会说，运动员的体质和普通人怎么能相提并论？用他们举例属于以偏概全。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在讨论新冠后遗症有多可怕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另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来以偏概全呢？

最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国内肆虐，多地出现了大量新冠患者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在讨论疫情的视频和文章下面，评论留言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后遗症。因为这一轮病毒呈现出致病性弱、感染力强的特点，所以大家对他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感染后长期带来的风险。

然而随便网上一搜就会知道，媒体上的新冠后遗症非常恐怖。其中既包括大家能够预想到的呼吸系统疾病后遗症，也包括一些听上去很吓人的“意外后果”。这些信息反复发酵，极大强化了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

但这些关于后遗症的信息，真的那么准确无误吗？

提前说明，本文并不希望对疫情防控提出任何建议，只是希望大家更加理性看待疫情。我们绝不能轻视疫情，也不必对其进行妖魔化处理。

阴云密布：目前有哪些已知新冠后遗症？

稍微整理一下网络上大家对新冠后遗症的担忧，就会发现更多惧怕的不是那些相对普遍的呼吸疾病后遗症，而是一些似乎来自权威机构的，足够令人意外的东西。

比如说，3月7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英国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对罹患过新冠的人群进行跟踪大脑扫描，发现新冠对人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新冠病毒可能导致大脑灰质减少和不同程度的脑组织受损。一些新冠患者会出现包括注意力、专注力、信息处理速度下降和记忆力受损等情况。

紧接着，“《自然》杂志证实新冠会导致脑萎缩”的消息在全球不胫而走。尤其是在防控程度非常高的中国，更加深了大家对新冠后遗症的抵触心理。毕竟恐惧往往来自于未知。

除了脑萎缩之外，新冠另一个可能后遗症也让人忧虑。1月13日，《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一名30多岁的美国男子在感染新冠后出现了男性生殖器缩短，并且出现功能障碍的情况。这篇文章还表示，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表明，有5%的成年男性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了男性器官缩小，还有15%的人出现了功能障碍。

比起这些新冠上下攻击的新闻，更多研究证实了新冠会出现冠状病毒感染后的大部分后遗症。比如2021年《自然医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小组通过追踪康复后的新冠患者，发现在治愈新冠后2-6个月内可能出现一系列后遗症。即使是非重症患者也会有后遗症表现。

这些早期新冠后遗症中，最常见的是疲劳或肌肉无力，占到了63%；睡眠困难占到26%；23%的人有焦虑与抑郁情况；也有很多人出现胸部影像异常和肺功能损伤的情况。

整体而言，目前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的新冠后遗症，包括嗅觉和味觉失灵、乏力、失眠、关节肌肉痛等典型症状，也有脑萎缩等“意外”情况。

这些症状的存在，让无症状与轻症比率更高，治愈效果越来越好的新冠听上去依旧恐怖。新冠后遗症可谓是“阴云密布”。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这些研究基本在最后都要强调一点：目前对新冠后遗症并没有系统性、获得广泛共识的研究——而这也是媒体和网友往往会忽略的一点。

疑点是什么？

事实上，目前所有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都是一些小样本、高效率的追踪观察，并不具备双盲对比和规模化分析的意义。

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工作者不努力，而是新冠发展太快，留给研究的时间太少。世卫组织给出的官方后遗症定义是：持续两个月以上、无法用罹患其他疾病来解释的症状。而确定一项疾病的后遗症，一般都需要两到三年的系统化研究时间，并且这还是在疾病病毒性与临床表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然而新冠的特点是发展极快，病毒飞速变异。而全球各地卫生防控水平、疫苗接种普及率也区别巨大，难以进行统一的研究和衡量。就像在疫苗研究初期，科学家无法断定疫苗的有效期限，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观察。如今也没有时间来证实新冠的不同毒株到底有什么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是否可逆转，是否能将长期存在，后遗症与疫苗和药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种时候，将一些小样本、小规模的研究，甚至某位患者的自我表述作为讨论后遗症的依据，就难免陷入与“C罗能帽子戏法所以没有后遗症”类似的误区。

比如说，《自然》杂志发表的关于新冠可能造成脑萎缩的研究，其实早在2021年就预发表出来了。这说明这项研究针对的是最早一批新冠患者和最早的病毒株。由于接受观察者年龄在50-80岁，年龄普遍偏大，并且都没有接种过疫苗，所以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否能在今天成为参考其实还有待商榷。

而且媒体宣传这项研究的时候也往往可以忽略参照系。这项研究表明新冠可能在一年时间里导致2%的大脑萎缩，听上去非常吓人。但这个年龄段其实即使身体健康，每年也会脑萎缩0.3%左右。而且嗜酒、外伤、慢性病、中风等疾病导致的脑萎缩率远比2%大。这样一对比，似乎就显得没那么夸张了？

另外一种关于新冠后遗症研究可能存在的疑点是回忆偏差。2021年3月，《男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项来自罗马第二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00名患过与未患新冠的男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患新冠者男性功能障碍机率更大。但这项研究是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的。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男性在患过某种疾病后，总会认为自己的某些器官比以前缩小了，并且功能有损。这是某种社会心理现象，或许不足以表明新冠的影响。

当我们根据患者自我表述来判断后遗症普遍性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问题：这些表述中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只有那些后遗症特别严重的患者会出来诉说。不严重的，早就正常生活，正常踢足球的并不会反复讲述自己得过新冠这件事，最终导致大众对后遗症的整体性性欠缺了解。

总之，新冠后遗症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需要更长时间去解析。我们既不能因此轻敌，放松防护，也不必因此妖魔化这个本就难缠的对手。

警惕反安慰剂效应

1961年，美国医生沃尔特·肯尼迪发明了“反安慰剂效应”一词。随后数十年，这一效应在诸多医学实验中得到了验证。很多人都知道安慰剂效应，即给患者某种暗示，然后告知其有效，往往会真的有效。但安慰剂效应还有个邪恶双胞胎，即告知一个人某东西有害，结果导致其在恐惧与忧虑中受伤。

由于反安慰剂效应的深入研究，比如它的致死性、致病性，都突破了医学伦理。所以人类对反安慰剂的了解还远远不足。一些研究表明，反安慰剂效应可能会驱动大脑前额叶的变化，但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导致生理变化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肝癌误诊案。一名叫萨姆·舒曼的病人被判定了肝癌，几个月之后他就发病去世。但在解剖时却发现，他的肿瘤很小，根本没有扩散。这个人除了死亡之外，身体基本一切健康。

这种反安慰剂效应造成伤害的例子，在传染病中更为常见，被称之为“群体癔症”。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治中，一定要结合心理治疗与心理干预。因为传染病扩散的过程里，很多人可能只是轻症甚至并未感染，但都会因为反安慰剂效应的存在陷入疑病、焦虑、过度紧张等问题，甚至比真正的患者表现更加明显。

传染病的心理因素很难从病理因素中剔除出来，很多新冠患者报告了焦虑、抑郁的后遗症。很难说这到底是新冠后遗症，还是周遭的歧视与敌意，自身对身体的担忧，最终产生了反安慰剂效应发作。

过度渲染、夸大，甚至妖魔化新冠后遗症。尤其是斩钉截铁提出新冠后遗症会影响生育，影响智商，轻症也会有后遗症等等，其实是并无根据的论断，本质是对患过新冠人群的不公与歧视。这会扩大他们的心理障碍，使他们遭受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比如百度就有“男朋友得过新冠要分手吗”这样的推荐搜索。

这种情绪进一步蔓延，就有可能加大对密接者、可能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的非必要排斥，甚至引发社会恐慌，继而导致对防疫政策科学性的干扰。

在全球性疫情面前，心理因素绝不是空穴来风，也绝不能有“宁可信其有，宁杀错无放过”的妖魔化思维。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反射到他人身上；我们的每一次非必要恐惧，都会在网络中被放大。

对付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或许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那样：消除恐惧是战胜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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