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鹰派喷成筛子的美联储前主席,为什么能得诺奖?
观点 被鹰派喷成筛子的美联储前主席,为什么能得诺奖? 观点 | 2022-10-12 11:58 被鹰派喷成筛子的美联储前主席,为什么能得诺奖? 财经无忌

回击批评者的伯南克,有了一个新的筹码。

文 | 陶魏斌

回击批评者的伯南克,有了一个新的筹码。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陈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时,只是用了一句表彰“在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但很明显,伯南克的当选,无疑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有关。

伯南克是在2006年接替“大师”格林斯潘,任职美联储主席,他在任期内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称为仅次于上世纪的美国大萧条。

华尔街无疑对伯南克心怀感激,这位痴迷于研究“大萧条”的普林斯顿大学前经济系主任,帮助美国危险的金融业投机分子们爬上了悬崖。

这得益于伯南克“开着直升机撒钱”——保罗·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不遗余力地讥讽他的这位前同事,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事实上的美国“央行”,美联储在维系美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上举足轻重。 如果没有2008年因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伯南克或许将一直被前任格林斯潘的影响所遮蔽,后者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待了16年。

在刚进入美联储当理事时,伯南克感慨到,“美联储就像一个受他(格林斯潘)指挥的乐队”,而作为乐队中一位资历较浅的成员,“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格外孤单的感觉”,即使自己早已习惯了学术研究的孤独。

但他并不认为这位“位高权重”的老人值得被神化。

理由是格林斯潘的很多经济学知识都是在其作为一名顾问期间学到的,“我从他身上看出一定的不足之处”。伯南克甚至质疑自己这位前任的博士学位含金量,“他并不是提交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博士论文,而是根据以往所写的文章获得博士学位”。

很明显,伯南克的潜意识里依然坚持着学术界的通用规则,这让他显得有些“书生气”,而且他不自觉地会捍卫规则,或许也和他的幼年记忆有关。

在他的家乡,伯南克一直被视为神童。11岁那年,伯南克获得了南卡罗来纳州拼字比赛的冠军,这位生活在不到6000人的狄龙小镇的孩子,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参加全美拼字竞赛。他特别想获得冠军,因为“胜出者将有机会参加《埃德·沙利文秀》节目,并得到主持人的特别介绍。”

但最后的结果令人失望,伯南克在“edelweiss”(雪绒花)这个单词中多加了一个字母“i”,在70名参赛者中,只得了第26名。

在规则面前碰壁的伯南克,开始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它是游戏运行的基础。 若干年后,在美国国会山的一间拥挤会议室里,面对国会议员对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质疑时,伯南克熟练地向议员们抛出《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美联储有权发放必要的贷款去阻止金融危机”。

在伯南克的力排众议之下,美联储开出了850亿美元的支票,用于挽救破产边缘的美国国际集团。伯南克也被反对者批评为,“美联储历史上最热衷于推高通胀、最危险和最集权的主席”。

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夸张地宣称,伯南克的行为“几乎等同于叛国”,“如果现在到明年选举期间,这家伙还要再印钱,我不知道你们艾奥瓦州的人会对他做什么,但在得克萨斯州,我们会叫他好看。”

面对苛责的批评,伯南克用书生的狡黠称,“我后来去过得州,好像他们也没对我怎么样”。伯南克看似文质彬彬的背后,也是“不容冒犯”的。

很多学者一辈子都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伯南克无疑是幸运的——他获得了一个付诸实践的机会。但在学术界,伯南克反而陷入了被鹰派和鸽派都攻击的对象,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救活的贪婪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魔鬼”,而主张强干预的学者,却批评他畏手畏脚,理应及早出手避免危机的扩散。

这让伯南克也会想起当年自己批评日本央行官员们的场景。“或许日本是时候拿出一些罗斯福式的决心了。”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道。十多年后,伯南克自己成为了那位被政客、媒体和学术界同行批评的对象。

但这位中产阶级药剂师的儿子,赢得了银行家们的拥护,要不是没有伯南克在美联储的所作所为,这些金融游戏的爱好者们应该没能这么快走出泥淖。

可是你也不能不正视,伯南克和他的继任者珍妮特·耶伦——一位事实上依然还在践行伯南克政策的经济学者,是否又将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带入了新一轮的危机潜伏期。 特别是危机之后,美联储打破常规,启动了三轮量化宽松,用新发行的货币来买入证券。伯南克大部分的批评来自憎恨量化宽松的鹰派。

就在几天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称,任何希望通过更高利率来降低价格却不产生经济衰退的想法是“不谨慎的赌博”。

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更加具体,他们判断称,世界经济受到包括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在内的多重冲击,全球贸易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失去增长动能,2023年增速将大幅下降。报告还将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预期下调至1%。

多家重要国际机构不约而同地对世界经济前景发出警告,这种情景并不多见。

伯南克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对中国经济开过“药方”,他认为“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

“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中国还迫切需要净化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减少腐败。”

留意这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瑞典人其实更偏向于那些信奉市场的忠实主义者,而这次将奖项颁给了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学者,或多或少让一些人感到意外,特别是伯南克。

这会不会“暗示”危机又将来临?可能并不如此,但引起外界疑问的是,诺奖是对伯南克学术研究的奖励还是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表现的奖励?

2002年初的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者是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他当时正担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位行政助理问伯南克:“您能接一下电话吗?”

改变伯南克的命运也从这一通电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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